映象新闻

　　今年以来，广电总局对影视圈不良作风的整治力度不断加强。不过，有制片人告诉记者，有明星明确提出不降薪，要求对损失换一种方式补偿。不过，也有上市公司董秘否认这一说法，认为违规操作不现实。(11月12日《证券日报》)

　　明星限薪令传言由来已久，政策动议也多次提上议事日程，随着广电《通知》的下发，意味着演员“限薪令”终于靴子落地。自此，之前主要因明星片酬过高而挤占其他成本投入，导致影视剧和综艺节目粗制滥造的顽疾有望得到改善。较之主要明星片酬占到一部剧总体投资50%以上的相当常见，甚至还有比例高达70%的现实，新政规定，每个节目全部嘉宾总片酬不得超过节目总成本的40%，主要嘉宾片酬不得超过嘉宾总片酬的70%。此意味着明星片酬在总投入的占比将实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他制作成本将会得到提升，为提高制作质量而提供坚强的保障。

　　明星限薪令既有自身特色，也属于“外来品”——韩国影视业之前也有相同的烦恼，迫不得已就采取了限薪令，明星片酬大幅下降并回归于理性，极大的缓解了明星支配下野蛮生长所带来的恶性循环。不过，在长期的路径依赖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明星群体必然会“为利而争”，尤其是具有极强粉丝效应的一线明星，处于供不应求的优势和强势地位，若不能加以强力的监管和约束，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潜规则下，限薪令的制度安排极有可能被架空。“换一种方式补偿”既是一种可以预见的可能性，也是必须纳入后续防范的风险点。

　　但又必须承认，明星高片酬又有其合理性。“明星效应”是最直接的影响力，粉丝经济所带来的价值附加，最终体现在明星的片酬价格上。即便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这里面也有“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自愿原则，似乎并不宜受到外力约束与行政干扰。其间的真正问题在于，表面上的价值分配和价格失衡在于供需之间出现了倒置，对于演员的价值分配并没有做到真正的“绩效化”，也就是未能从作品本身的质量和最终赢利能力来进行利润的分配，而是倒置了过来。当然，明星片酬的过高并非演员本身的过错，而在于资本过于变态的追逐，从而导致了结构性失衡与供求关系的转变。

　　竞争就会出现水涨船高的局面，仅有的那几个明星成为资本疯狂追逐的对象，其价格自然就会“奇货可居”。若是换一种方式，若是演员的价格最终取决于产品的分红，而不是事前的包干或者预付，“以收定酬”就会形成鲜的明价值效应，资方可以减轻高额成本支出带来的巨大压力，而观众也能从质量上去实现用脚投票。因为，只有真正具有质量保证的作品，才会获得观众的青睐并获得巨大的盈利，演员们也才会把自己置于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甚至拿了高片酬而出工不出力，人为制造了一大批高成本的烂剧。

　　演员片酬是一个资源分配的过程，片酬过高则会带来分配不公的问题。调整资源分配的不公平而回归于合理与规范，根本上还得从供给控制转向于需求支配，也就是要调整演职人员的收入分配来源和结构。如果把影视产品视为一般的工业产品，基于人力成本的控制而实行限薪令无可厚非，但从尊重市场的规则出发，也需要用市场最后的反馈作为价值分配的标准。“以观众为主”的导向调整后，盈利的卖点和逐利的路径，才会真正回归于质量至上。也只有当绝大多数人的消费需求得到了满足，或者是需求侧的意愿得到了满足，整个影视行业才不会被功利与浮躁的供给所左右。

　　如此看来，谈论尊重市场的话题要有更广泛的视角，如果单纯的讲求供给而没有注重需求，高片酬与限薪令就会成为悖论。(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