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重庆6月14日电 “三级和议”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重庆綦江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新华社记者栗建昌、徐旭忠、赵宇飞
大山深处的重庆綦江区新盛镇石桥村,75岁的袁后立一早就来到村便民服务中心的一间挂着“分钟法律诊室”牌子的办公室值班。
现在,退休教师袁后立的新身份是“分钟法律诊室”的和议员,负责值班“接诊”,第一时间化解矛盾纠纷。
綦江,曾经的矛盾纠纷高发区,在村级单位设置“分钟法律诊室”,从和议员开展一级和议,到村支两委启动二级和议,再到乡镇街道党委政府主导三级和议,自下而上,层层过滤,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一级和议: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阵阵激烈的争吵声,打破了石桥村的宁静。
“姓王的是故意烧死我的桂花树,他还凶得很。”村民税正其怒气冲冲地打电话给“分钟法律诊室”。
正在值班的袁后立不敢怠慢,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原来,王明备将院坝内的干草烧掉沤肥,却不慎引燃了邻居税正其家的桂花树。两人因此爆发争吵,险些大打出手。
先安抚好双方情绪,再实地查看,全面了解事件经过,对双方进行调解……老袁是德高望重的退休教师,他的话两人都信服。最终,王明备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税正其也不再追究,双方握手言和。
“‘分钟法律诊室’参考‘110’的接警模式,由和议员轮流值班,接到村民‘报警’后,和议员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一级和议,缩短群众诉求解决的时间。”綦江区法学会秘书长邹健说。
如今,村民们遇到矛盾纠纷就找“分钟法律诊室”已成为常态。
去年7月,石壕镇万隆村村民王文明到“分钟法律诊室”反映,一家企业2017年安装排污管道时,占用其土地约0.3亩,却未给予补偿。
和议员万学华立即展开调查核实,并组织王文明和企业代表进行调解,经过解释疏导,双方当场按照每年每亩地250元的标准签订了补偿协议。
“村里的矛盾纠纷看似不大,一旦发酵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邹健说,一级和议由和议员实施,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一种以德治为支撑的化解方式。
一级和议将大部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2017年10月至今,綦江区共建立“分钟法律诊室”93个,共有和议员2034名,介入处置矛盾纠纷8500余件,其中一级和议化解矛盾纠纷占61.3%。
二级和议:群众自治的重要平台
一级和议无法解决的矛盾纠纷,则需要二级和议出马。
二级和议由村支两委组织实施,由村干部、综治专干、和议员和当事人参与,以群众自治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去年初,石桥村计划修建一条村级公路,解决群众出行难题,同时推动村集体产业发展,但前期工作的推进却面临重重困难。
修路资金需要50万元,除去从上级争取到的40万元,仍有10万元缺口,村里计划由村民们以投资投劳的方式解决。
对此,公路沿线直接受益的村民表示支持,但90多户村民因家离公路较远而拒绝出资。修路事关重大,涉及村民较多,和议员多次上门协调,始终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最终,事情被交到了二级和议。村支两委组织村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和议员等召开座谈会,协商制定出“直接受益者每户出资,沿途村民出地不出资,边远村民自愿捐资”的筹资方案,并在社员大会上顺利通过。
如今,这条关系到村民出行和产业发展的公路已顺利贯通。
“村委会是基层自治组织,二级和议在村支两委的主导下,引导群众参与重要民生政策和重大项目建设讨论实施,是群众通过自治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平台。”綦江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德环说。
三级和议:法治手段化解矛盾纠纷
一级和议与二级和议未能化解的矛盾纠纷,则由乡镇街道党委政府主导三级和议,通过法治手段予以化解。
去年,綦江区新盛镇至横山镇大坪村的公路开工建设。“我的土地属于房屋宅基地自然界和滞留地,应该比耕地补偿金额要高。”石桥村村民李应池拒不配合公路修建。
最初,和议员多次上门给李应池做思想工作,后来村社干部、综治专干等人到李应池家说理,均收效甚微。
在此基础上,新盛镇党委政府启动三级和议。镇党委书记朱鸿带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组织村社干部、法律界人士、群众代表和李应池本人召开院坝会,对现行国家政策法规予以解释说明。
“李大姐,根据国家政策规定,现在已经没有房屋宅基地自然界、滞留地、耕地之分了,补偿要按照统一的标准执行。”朱鸿说。
“修路是大好事,既然国家政策是这样规定的,我一定支持。”李应池心服口服,表态积极配合公路修建。
统计数据显示,綦江区“三级和议”机制化解矛盾纠纷成功率达100%,全区信访量大幅下降,2018年全区信访5001人次,比2017年下降44.3%。
“‘三级和议’机制既是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举措,也是推动德治、自治、法治‘三治融合’的有效载体,也是党委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通道,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綦江区委书记袁勤华说。
“我们发现,店口镇在一周内发生两起交通事故,建议对诸店线店口镇路段的路灯亮化提升。除了通过分类矛调数据开展“源头治理”外,在诸暨市矛调中心,还有不少通过“人机协同”的数据服务窗口。
小到一个居民楼的建设,大到一个城市的精密运转,背后都是一篇社会基层治理大文章。于此同时,义乌启用外籍调解员和新义乌人调解员,组建29支矛盾调解突击队,变“群众跑”为“跑群众”,主动上门调处化解纠纷,打造义乌国际化社区治理新模式。
截止8月份,中心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调处诉求9407件,其中分流至信访2002件,分流至公安59件,分流至法院151件,分流至公共法律服务4995件,分流至各类调解组织2060件,分流至其他渠道140件,其中各单位联动解决160件。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因其境内的阿尼玛卿雪山闻名遐迩。而拉加镇赞根村党支部书记官却在为群众化解矛盾“解疙瘩”,维护民族团结方面有着独到的经验。
西吉县公安局偏城派出所副所长黎铭为群众发放固原市公安局印制的《法治扶贫手册》,并讲解法律知识。从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油盐酱醋、家长里短入手,探索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1234”工作法,是彭阳县公安局推进法治扶贫、创新治理趟出的新路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为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须从服务供给主体、内容、动力三个维度,补齐公共法律服务短板,健全基层矛盾化解的公共法律服务机制。
3月30日,正在浙江省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了解群众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模式运行情况。用活调处办法,让老百姓遇到问题“愿意说”。
3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安吉县考察。他来到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调研,了解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情况,与工作人员和办事人员亲切交流。习近平说,矛盾处理是一个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基础性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30日在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考察,同村民们亲切交谈,了解该村多年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绿色发展发生的巨大变化。随后,习近平前往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调研,了解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情况。
3月30日下午,正在浙江省考察的习近平,来到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在这里,多部门集中办公、集约管理、集成服务,让基层社会问题矛盾纠纷的化解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