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些山西的“慰安妇”家属开始向纪录片《二十二》的导演郭柯讨要援助金,这些前来讨钱的家属均为已逝“慰安妇”子女,当时并未出现在《二十二》的镜头中。7月9日,郭柯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拍摄时,这些老人已去世,我也没见过他们的家属,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然而在去年,他们换着人不停跟我打电话要钱。”
对于被讨钱一事,郭柯难免感觉到“寒心”:“我理解他们,他们毕竟也是‘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但是中国‘慰安妇’对于日本的诉讼问题还没有解决呢,他们却以这样的方式来要钱,我真的是不忍心看他们这样。”
《二十二》是一部关于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幸存的“慰安妇”长篇纪录片,由郭柯执导。二十二位“慰安妇”参与拍摄,也是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纪录片”。该片以2014年中国内地幸存的22位“慰安妇”的遭遇作为大背景,以个别老人和长期关爱她们的个体人员的口述,串联展现出她们的生活现状。影片2017年上映后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最终票房超过1.5亿,成为首部票房过亿的纪录片。
《二十二》片方:此前已捐出1000多万,包括郭柯导演收益400万
导演郭柯当时就表示,保本之后的票房收益将全部捐赠,“我自己不会利用这部影片挣一分钱,影片扣除成本之后,所有的利润都会捐出来用于对‘慰安妇’历史研究及幸存者的资助。”
事实证明郭柯没有食言,2018年10月8日,“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发微博进行捐款公示,影片资助人张歆艺、导演郭柯等多方共同决定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10086003.95元,这1008万的捐款中,包括郭柯捐出导演个人收益400万元和演员张歆艺借给郭柯的100万元。至此,两人都兑现了此前承诺。
其实,《二十二》的拍摄过程非常波折,在拿到公映许可证后,该片曾因经费不足,靠着32099人次的众筹,筹到了100余万,演员张歆艺亦曾无息借款100万,最终郭柯与摄制组辗转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海南拍摄了二十二位“慰安妇”。而捐款的32099个人的名字,也被留在了纪录片的片尾。这些众筹者并没有要“奖金”作为回报,影片中的志愿者也没有任何酬劳,郭柯说:“大家在做这件事时都不会想回报。”
讨钱家属:她们都是“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然而,在《二十二》上映一年多之后,一些山西的“慰安妇”家属却认为自己有权利分享电影票房成果。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些家属的理由是,虽然老人已去世,未直接在《二十二》中出现,但该片系“慰安妇”题材纪录片,她们都是“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没有她们的努力就没有这个题材和电影。
导演郭柯:希望这些家属通过合理途径申请而不是每天换人给我打电话要钱
对于这样的“理由”,导演郭柯觉得很难接受,他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自己这一年多来遭到了这些家属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电话讨钱。
郭柯说自己对于参与出镜的“慰安妇”家属们已经给予了援助金:“2018年1月,对于影片中出现的李爱连、曹黑毛、骈焕英、郝菊香、任兰娥、李秀梅、张先兔、刘风孩、刘改连等9位山西老人,我都已经给了援助金。2019年1月,我又给了影片头尾葬礼中的老人张改香、陈林桃的家属援助金。除山西外,其他地方的、在影片中出现的受害者或家属也已给了援助金,加上《二十二》影片头尾的两位老人,一共给24位老人或其家属发了援助金。我已经做到了我所能做的。”
而对于未曾谋面的“慰安妇”家属向自己要钱,郭柯说:“剩下的钱我根本就是无权分配的,我只是电影的创作者,并不是‘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我怎么可能辨别出哪位是‘慰安妇’的家属,确认他们的身份并给他们发抚恤金呢?我付不起这样的责任啊。”
郭柯表示,自己很同情这些讨钱的“慰安妇”家属,“我建议他们可通过合理途径申请救助资金,比如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提出书面申请。但是,未在影片中出现的人,未给予我配合的人,于情于理,我也不该给他们钱,我甚至说他们可以通过法律来告我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天换人打电话给我要钱,而且会说一些难听的话。”
郭柯称自己与参与拍摄的“慰安妇”家属们相处的都很好,“我在海南拍摄了9位老人,跟他们的家属一直有联系,昨天还从其中一位那里买菠萝蜜呢。而山西的几位参与拍摄的家庭也跟我特别好,我只能说,也许人跟人相处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不想指责这些要钱的家属,也不想证明自己多清白。我只是尽量做到了我所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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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部分“慰安妇”家属向纪录片《二十二》导演郭柯讨要援助金一事引发网友关注,这些讨钱的家属均为已逝“慰安妇”子女,但他们集体认为自己有权利分享电影票房成果。对于这样的“理由”,导演郭柯觉得很难接受,他透露,自己这一年多来遭到了这些家属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电话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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