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与大地共生-社会-新闻-映象网

　　王刚，与大地共生

　　——关于王刚“新疆大地艺术系列”的随想

　　鲁枢元

　　北疆布尔津的禾木，是一个哈萨克族、图瓦族聚居的村落，斑斓的白桦林里散落着一座座古旧的小木屋，乡间土路上摇摇摆摆过来几只晚归的牛，却被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挡住了去路。我分明看到那领头的老牛翻起白眼瞪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至今难忘，充满不满与不屑，似乎是对人类、尤其是对这些大都市里来的游客的鄙夷。

　　人类对大地万物的伤害已经太久，与大地万物结下的“夙怨”也已经太多。如今摆在现代人类面前的一个急切的问题，是如何与自然万物和解，如何与大地共生共处。

　　在布尔津金山书院的聚会上，我听说有人正在刘亮程木垒县老家的荒山坡上“推”出一张张“人脸”，比几个足球场都大，还说模样有点像刘亮程。我马上就想到是王刚到木垒了，恰巧刘亮程也赶到布尔津来，我的猜测便得到证实。至于说人脸模样，亮成一口否认像自己，说那是胡咧咧。

　　我上一次见王刚还是10年前，那是他的大地艺术“老万系列”完成不久，那一张张社会底层“草根”的面孔，既涌现着岁月的沧桑，又透递出土地的肌理，强烈地感动了我，从那时我对这个书生模样的艺术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地艺术(Earth Art)作为一种现代艺术思潮出现于上世纪的欧美，通常的说法是艺术家以大自然作为媒介，将艺术与大自然有机结合创造出一种富有艺术整体情景的视觉特效，又称作地景艺术。当年，年轻的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森(R·Smithson 1938-1973)，曾在美国西部的犹他州大盐湖上用砂石筑起了一只庞大的“海螺”，沉浸在湖水里的身子正往岸上爬去。半个世纪过后，待到我去大盐湖时，这件大地艺术的开山之作已经泯然不见，艺术家也英年早逝，世界现代艺术史却为他留下浓重的一笔。

　　史载这位史密森也是一位生态保护主义者，出于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厌恶，对商业文明的抵制，跑到湖边以艺术的方式亲近旷野、亲近大地，一吐胸中块垒。艺术与学术或许也有“地缘性”，几位世界级的当代生态文化界杰出人士，都生活在美国西部。如因抒写大盐湖享誉文坛的女作家特丽·威廉斯(Terry T. Williams)，生态批评家、爱达荷大学教授斯考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生态哲学家、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John Cobb, Jr) ，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大卫·雷·格里芬(David Kay Griffin)，生态伦理学之父、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罗尔斯顿(Holnes Rolston)。就说这位罗尔斯顿吧，前年我见到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时，他说我不是生态伦理学之父，我是“祖父”!“祖父”，他应该当之无愧，他曾经指责西方哲学的鼻祖苏格拉底过于将自己的命运与雅典城邦连结在一起，以至于忽略了田野大地，忽略了其他众多生命形态。他说：“我要跟苏格拉底争论，因为我认为森林和自然景观能教给我们很多城市哲学家所不能教的东西”，“简单点说，我是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1]

　　王刚则是一位走向荒野的艺术家。

　　王刚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说：从儿时起神奇的大地让我着迷，对大地的眷恋与敬畏一直伴随我成长。青年时代倾心于古代雕塑和彩陶汉罐，努力探索一种源自泥土的绘画语言。从艺四十多年，冥冥之中似有灵魂召唤，让我脚下的路越走越远，远到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大漠;越走越低，低到泥土里和大地田野相连;越做心越软，如水一样，顺势而为。经过大半生的苦苦寻觅，在苍天与大地之间，我得遇了答案，如同最虔诚的学生，我把答案写进了旷野、写进了大自然、写进了大地艺术。

　　过了耳顺之年的王刚从中原腹地来到天山脚下。在我看来他是真正走进了“大”自然。比起木垒、沙湾县那苍茫、浩瀚、雄浑、壮阔的山川，泰山、庐山、武当山总觉得像是盆景。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王刚以更大的胸怀、更大的手笔、创作出更恢弘的艺术作品。

　　他在新疆创作的《大地生长》《大地凝视》艺术系列，不但得到业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收获了一般民众的欣赏与赞叹，这已经很不容易。

　　在我看来，王刚在新疆创作的大地艺术系列，横空出世在中国西部的大漠高天间，已经超越了西方原初大地艺术的经典，也超越了当下大地艺术的水平线，为大地艺术在新世纪树下一块丰碑。我是美术界的圈外人，只能从生态美学方面随意谈谈自己的感受。

　　最初的大地艺术作品，艺术家或者在峡谷间扯上巨大的布幔，或者在海边的山崖上涂上大面积的色彩，视觉效果虽然显突、奇绝，总觉得山川大地与艺术家之间存有不小的隔阂，自然与技艺之间的分割，天然与介质之间的差异，审美效应往往被局限于艺术家的先入之见，说是大地艺术，总觉得有些外在于自然，甚至强加于自然。当下的某些大地艺术，比如日渐成为热点的以环境美化、乡村重建为目的一些作品，把艺术当作对大地、对环境的一种梳妆打扮，艺术成了大地之上的附加物，创作成了一种时尚，不管一些大媒体如何煽惑舆情，总显得有些肤浅。

　　大地艺术首要一点，是摆正艺术家与大地的关系。

　　从事大地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万万不可小觑了大自然。亿万年里从洪荒走来的土地与旷野，其潜藏的创造美的能力要远远大于、高于人间的艺术家。所谓“艺术高于生活”，只能视为有限范围内的一个说法。怀俄明州拔地而起的“魔鬼峰”、黄石公园近乎魔幻的牵牛花池、宜兴城南光怪陆离的“善卷洞”、太行山壁立千仞的大峡谷，都是人类难以攀附的大自然杰作。法国印象派诗人保尔.瓦莱里(PAUL.Valery)说过：大自然可以随意造出一树繁花、一块宝石、一只美奂美轮的虎斑贝、鹦鹉螺，你能够吗?[2]

　　被尊为美国先知、荒野哲学创始人的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说：“总而言之，了解荒野的文化价值的能力，归结起来，是一个理智上的谦卑问题。”人类不可自尊自大，当然也不要妄自菲薄。人类中的一些人，著名的或无名的一些人，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己的学识人品、自己的精神心灵体会自然、感悟人生，从而在自然与大地上留下了印痕，我想这便是大地艺术。大件的有埃及的金字塔、柬埔寨的吴哥窟、中国的万里长城;小件的有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里涂画的野牛、中国贺兰山岩壁上雕刻的马鹿与人头。利奥波德还说：“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大概，这也是狼的嗥叫中隐藏的内涵，它已被群山所理解，却还极少为人类所领悟。”[3]

　　王刚这次“开悟”是在新疆，他在天山脚下受荒野启示，领悟了狼的嚎叫，领悟了群山的呼唤。从他的新疆大地艺术系列《大地生长》、《大地凝视》中可以看到他对大地、对荒野心存敬畏、胸怀友善，师法自然、融入自然，与自然相依共生，与自然协同创造。他所创造的那些横亘在木垒、沙湾野山上的人类的面孔，已经“活”过了多年。日出月落、朝云暮雨，栖居在大地上的那些面孔也在变化着自己的“目光”、“脸色”、“表情”、“神采”;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扎根于山野之中的这些人类的影像也在变幻着自己的身姿与容颜。鸟雀、牛羊在“人”的身边吟唱、游走;草木、昆虫、在“人”的机体中欢快地生长。艺术从大自然中获得了生机，大自然通过艺术再度闪现出灵光，大自然与艺术家的创作融为一体，既是艺术，又是自然，艺术与自然一起在时间的流动中相依前行。这也正因应了中国古代自然主义伟大诗人陶渊明的诗句：“万化相寻绎，顺流追时迁”，“游魂在何方，复得返自然”，是艺术家的“游魂”附体于大地山川为山川赋予了灵性，是大自然为艺术充盈了生机与活力让艺术走进无限!

　　与以往中西方许多大地艺术作品不同，王刚的新疆系列大地艺术不是固定的装置与机巧的架构，它是扎根于大地之上的，是鲜活的、有机的、生长着的，在宇宙洪荒、天风地气、云蒸霞蔚中生长，在与雨雪雷电、晨钟暮鼓的吞吐、回荡中演化。

　　在我看来，王刚用他的大地艺术创作实践还回答了一个艺术美学中的难题，即艺术与自然的关系。

　　长期以来黑格尔美学宣扬的一种理论是：自然本身是无所谓美或不美，只有人将自身的某些理念与情感投注到自然物上，美才会呈现，即“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作为感性的自然万物只不过是艺术家用来表达自己的理念的媒介，人们欣赏艺术，归根结底欣赏的还是自己移植到自然万物中的情感!这显然是一种顽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二元对立”的世界观。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艺学就是要矫正这一长期通行无阻的偏见，显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源与真实状态。

　　美国当代著名生态主义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宣称：诗人要成为荒野自然的代言人，而不是黑格尔主张的仅仅让自然去做艺术的代言人。在他的心目中自然才是他的上帝、他的神!他说他要做自然与荒野的“忠实选民”，为山川河流、动物植物仗义执言。他还用其诗人的语言呼吁：必须把荒野里那些蠕动的、爬行的、奔驰的、飞翔的、在水中游动的众生都作为地球上的“选民”，纳入政府和议院中。[4]

　　20世纪初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先驱约翰·缪尔(John Muir)，也和黑格尔唱起反调：实际发生着的并不总是人们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投射到大自然之中，“大自然的祥和将注入你的身心，就像阳光注入林木一样。微风将给予你它们的清新，狂飚将赋予你力量，物欲与焦虑便随之像秋叶一样飘零而去。”他还说：人们苦心为自己经营的世间的快乐会一个接着一个地枯竭，只有大自然这个源泉永不干涸。[5]

　　关于审美活动中荒野、大自然与人类的关系，罗尔斯顿还说过一些这样的话：荒野不只具备对于人类来说的“工具价值”，它还拥有自己的“内在价值”，“荒野乃是人类经验最重要的‘源’”，“有意识地欣赏荒野价值的能力是一种高级的价值，而我们的欣赏活动所捕捉到并表达出来的价值是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在荒野中流动了，我们现在只是发现并继承了这种价值。”[6]

　　王刚并没有标榜自己是生态艺术家或环保艺术家，开始我甚至还担心王刚在旷野里的大规模开挖会给大地生物圈带来损伤，待到他的“艺术作品”中又铺上阳光与星光，又滋润了霜雪与雨露，又生长出青草与绿树、又响起昆虫的低吟与鸟儿的鸣唱、又现出牛羊的身影，我放心了。往深处想，对照上述杰出的人文生态思想家们的言论，大地艺术在王刚这里比起以往更加吻合生态学的观念与法则。应该说，王刚也是一位生态美学家，一位用他的创作实绩为自然代言的生态艺术家。

　　我比王刚要年长一些，他的美术创作活动与我对生态文化研究的关注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段上，他用他的艺术实践开创的一些成果与我在理论探讨中得出的一些判断，往往会有些“不谋而合”，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其一，十多年前中国美学界曾经展开一场不大不小的关于“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论战，我属于这场论战的“反方”，并打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旗帜。在我看来，二者虽然有联系，但在审美指向、价值取向上则又有所不同。“审美日常生活化”，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功利对情感的利用，是感官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补。而“日常生活审美化”，则是技术层面向审美层面的过度，是精心操作向自由王国的迈进，是功利实用的劳作向本真澄明的生存之境的提升。[7]将这一判断移植到大地艺术创作中来，则可以概括为：是将大地艺术化，还是让艺术大地化?如果说热闹的“大地艺术节”上精心布置的那些景片、陈设、装置属于将大地艺术化了(实则是“大地搭台，艺术家唱戏”);那么王刚在新疆荒野间塑造的那些凝视着、生长着、幻化着、演替着的“人的图像”，则是被大地同化、与大地共生了的艺术!

　　其二，在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面前(尤其是面对这场史无前例、席卷全球的大瘟疫)，人与自然的问题越来越显示是一个人类必须直面的“元问题”。我欣慰地看到，在世界知识界，一些明眼人开始对人类以往的行迹认真梳理，开始将人类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做有机整体性的表述，开始将人类的历史置于宇宙、地球的演化史中加以研究。早些时候有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人类与大地母亲》，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心灵与自然》，近期有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的《起源：万物大历史》，他们的努力无外乎是破除人类中心的陋习，视人类与自然为一个共同生命体。我说过我这三十年来的生态文化研究，始终致力去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把“生态”这一原本属于自然科学的概念导入现代人的精神文化领域;把人类的“精神”作为地球生物圈中一个异常活跃的变量融入生态学中，从而让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共同走进一个祥和、健康、美好的新时代，即生态时代。如果把“艺术”视为人类精神，把“大地”视为生态系统，那么王刚三十年来历经坎坷、愈行愈远的“大地艺术”，也正是在努力弥合着人类精神与大地自然之间由来已久的裂隙，使其成为一个互依共生的有机整体，让艺术走出人类社会的牢笼，走向恢弘、磅礴的天地境界。

　　也许我和王刚的憧憬都不过是远在天边的乌托邦。我始终坚持，在艺术领域，在审美的领域，乌托邦即使是一条永远达不到的地平线、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白日梦，也还是值得追求。先师陶渊明心中与笔下的桃花源不就是一个千古不衰的范例吗。

　　链接

　　关于王刚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油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原工学院教授。曾参加全国第六、八、十、十一届美展，全国首届、第三届油画双年展，曾获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大型行为艺术《老万大地浮雕》获河南省政府第五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大地生长”获2016年798艺术节推介展优秀作品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油画院、中央美院美术馆及美、法、英、日、德、加、意等国艺术机构和私人收藏。

　　关于鲁枢元

　　图片说明：刘亮程(右)向鲁枢元赠送其书法作品

　　鲁枢元，现为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长期致力于生态文化建设。曾荣获国家图书奖、鲁迅文学奖及柯布共同福祉奖(美国)。柯布共同福祉奖授奖词中称其为“中国生态文艺学及精神生态研究领域的奠基人”。

　　王刚的大地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