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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法治副校长给学生上法治课更重要的是，在校内完善相关规则、制度。

　　据报道，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上海中小学应至少配备1名法治副校长，参与学生欺凌治理和罪错学生教育矫治等工作，督促学校健全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涉及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入职前查询和从业限制等制度机制。意见表示，法治副校长人选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派出单位提供，每年应落实一般不少于4课时的法治教育任务。

　　设立法治副校长，国家早有相关规定

　　配备法治副校长，是国家规定。早在2002年10月，教育部等就发布相关意见，提出要完善兼职法治副校长和法治辅导员制度。2003年11月，教育部等六部委发文对兼职法治副校长的职责、选聘和管理等进一步作出规定。2010年5月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要求“继续推动和规范法治副校长、法制辅导员制度的建设，加强对法治副校长、法制辅导员的培训”。

　　但各地落实步骤不一，有的地方很早，比如，早在这些规定出台之前，广东阳江市于1998年就尝试设立法治副校长制度。2007年，《广东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规定在广东中小学实施法治副校长制度。到2014年，广东全省已有法治副校长11887人，每名法治副校长每年为学校上法制课两次以上。

　　而近年来，各地都在这方面加快了步伐。比如，2018年，最高检3名检察官，分别被聘任为北京市东城区三所学校的法治副校长。而最高检最早担任“法治副校长”这一职务的，是首席大检察官、检察长张军，担任北京二中法治副校长。

　　显然，设立法治副校长正成为我国中小学加强学生法治教育，遏制校园欺凌、未成年性侵事件高发，对有不良行为学生进行矫正的基本制度。但需注意，要让这一制度发挥作用，一方面需法治副校长切实履职，另一方面则要围绕法治副校长制度，推进学校厉行依法治教，完善处理违纪违规学生的规则、程序，以此加强对学生的规则教育、法制教育。

　　预防校园欺凌，法治副校长是重要抓手

　　对于法治副校长，也有部分基层教师认为只具象征意义，实际作用有限。回应这一质疑，就需法治副校长切实履职，除了亲自给学生上法制课外，还要推进学校建立预防校园欺凌等工作制度，督促健全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涉及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入职前查询和从业限制等制度机制。

　　中小学发生校园欺凌、性侵未成年学生事件，与多方因素有关，包括对学生缺乏安全教育、法治教育；没有健全的应对机制，有的学校在事发后，不是第一时间报告、报警，而是为维护学校所谓的声誉而加以掩盖，劝家长私了；处理违纪、违规学生时无明确规定和程序，进退失据，一些教师不敢惹、不愿管“熊孩子”。这都要通过加强法制教育与规则、制度建设来解决。设立法治副校长就是重要的抓手。

　　法治副校长要给学生上法制课，但更重要的则是在校内完善相关规则、制度。比如，对于教师普遍反映的不知道怎样实施惩戒权的问题，法治副校长就可发挥重要作用。我国明确教师有教育惩戒权，因此，明确惩戒教育与体罚、变相体罚的界限，明确相关细则与程序，就极为重要。这方面，法治副校长作为法律专业人员，就会给出专业建议。

　　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就应在处理学生违规违纪时，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老师在发现学生违反校规后，不能自行处理，而需报告学校学生事务中心，由事务中心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做出初步处理，学生对处理不服，可申诉，再组成申诉委员会进一步调查、处理。

　　这一按规范程序进行的调查、处理过程，本身就是对学生的法治教育。对教师违反师德规范的调查、处理也是如此。法治副校长要推进学校完善这样的调查、处理机制，由此提升学校的整体治理水平，这也是学校实行现代治理的重要内容。 （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