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利在伊拉克摩苏尔市 图片为演讲者个人提供
今天,我的故事就从几面国旗讲起。
去年,我在伊拉克采访过一名足球教练,他叫加尼姆。30年前,他是伊拉克国家队的主力,伊拉克球迷心中的马拉多纳,曾经代表伊拉克参加了1986年世界杯。
但是,后来他无法征战球场,而是征战在一个满目疮痍的战争国家里。他告诉我,他一生中最荣耀的事情,是身披国旗奔跑在赛场上。但是,在我采访他的时候,他的那面珍贵的伊拉克国旗,紧紧裹着的,是他的儿子和女婿的遗像。
过去15年,战争不仅摧毁了一个国家,更在摧毁一代人的梦想。哪怕是娱乐这种小小的心愿,也变得扭曲不堪。
有一次,我进入被极端组织占领的伊拉克摩苏尔市采访,一颗子弹击中了距离我只有一米的屋檐。屋檐碎裂,子弹弹起,就落在我的脚边。一个四五岁大的男孩跑过来,举起手中的水瓶,把水浇在弹头上。滋的一声,滚烫的弹头上升起了一团白雾。小男孩笑着,捡起弹头,放在我的手心。那一刻,我的心是酸楚的。残酷的子弹在孩子的眼中竟然成了游戏的玩具。
后来的日子里,伊拉克的局势渐渐好转,我跟随政府军见证着他们一处一处地收复被占领的城市村落。每收复一处,伊拉克政府军就将一面国旗插在城市的制高点。
2011年初,利比亚内战爆发。数万人为躲避战火逃往邻国。在利比亚和埃及交界的边检站,大量难民滞留在靠近埃及的一侧。几百米外的利比亚哨所空空荡荡,旗杆上的国旗已被战火烧的不见踪影。
一名利比亚人拦住我,哭着恳求我把他带进埃及。他在战乱中与妻子走散,唯一的女儿受了枪伤被送到埃及境内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他说,之前看到中国人可以优先通关,这个时候也只有中国人可以迈过这里的边检线。
中国公民优先,因为在危难时,五星红旗就守卫在我们身边。
当利比亚内战平息,我转战到另一个战场,也门。
2015年的一天凌晨,一连串巨大爆炸声,将我从睡梦中炸醒。防空火炮点亮了萨那的夜空,大量弹片如雨点般倾泻而下。
我和中国驻也门使馆工作人员一共30多人挤在4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避难。地下室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墙上悬挂的一面五星红旗。
那一刻,五星红旗下,就是我们的庇护所,就是我们的家。
同样在那一刻,中国护航编队正迅速向指定海域驶进,一场惊心动魄的撤侨行动即将展开。撤侨的车队,悬挂五星红旗,通过检查站时,五星红旗就是我们的通行证。码头上,在临沂号护卫舰的临时海关口,《义勇军进行曲》就是我们的身份证。
那一刻,在每一位中国人激昂的泪光中,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五星红旗就是我们的安全感,《义勇军进行曲》是这个星球上最嘹亮的歌声。
我能够在危难中工作,在寂寞中思考,在生死考验中砥砺前行。因为,在心的最深处,恪守一份职责;在心的最高点,挂有一面国旗。
嫦娥五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全景相机拍摄的五星红旗在月面成功展开。国家航天局供图 光明日报北京12月4日电(记者陈海波 通讯员戚铁磊、李晨)旗开月表,五星闪耀。
凌行正回忆,当志愿军撤军回国的时候,朝鲜的老百姓在驻地到车站的路两边夹道欢送,依依不舍。听到这个消息后,文工团的女同志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送到连队,在战役胜利的时候,炊事员王老根将这面红旗插到了阵地上。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在西藏昌都市江达县岗托村,普巴在屋顶上换上了崭新的国旗(9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旦增尼玛曲珠 摄 1977年,20岁的岗托村村民贡松格来开始用一辆二手的解放牌卡车,在昌都至成都之间运输木材。
2020年9月30日,为迎接国庆,上海市松江区民乐学校特意为学生准备三色“国庆面”。来自普陀区石泉路街道镇坪居民区106岁的李佩印老人(前排右二)正在和居民朋友一起吃国庆面。
跟着村支部书记普布索朗气喘吁吁地爬上“边境线五公里观景台”,满目是家家户户二层藏式小楼屋顶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吉汝村因离中印边境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有7处通外山口,离洞朗地区也只有100公里,处在反蚕食斗争的前沿阵地,因而被称为中印边境第一村。
2020年7月26日,四川成都。”(摄影:环球时报-环球网 崔萌)
香港七一升旗仪式,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当地时间3月21日19时30分,中国援助塞尔维亚的6人专家医疗队抵达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随着专机带去的有中国政府紧急筹集的十几吨的呼吸机、口罩、试剂盒等防疫物资。
当地时间3月21日19时30分,中国援助塞尔维亚的6人专家医疗队抵达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随着专机带来的有中国政府紧急筹集的十几吨的呼吸机、口罩、试剂盒等防疫物资。
海外网2月14日电今天是情人节,有一个东南亚国家的三千名学生,以独特的方式向正在与疫情斗争的中国送来了祝福。” 在中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泰国从王室到普通民众、从政府到民间,均以各种形式表达对中国的善意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