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赵女士脖子有伤痕。

　　谈舆论

　　我自己肯定有责任，但不认同“不作死就不会死”

　　新京报：事发时为什么不发声？

　　赵女士：事发当时就应该发声。但是我们充分相信了当地的政府。爱人单位领导和地方政府也一再协调。他们采取迂回战术，这可能是危机公关的手段吧。等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动物园就有恃无恐了。动物园说仍在与我们商谈，那是天大的谎言。

　　新京报：怎么看待针网上对你的讨论？

　　赵女士：这是诬陷。任何人都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我自己肯定有责任，但我不认同网民的“不作死不会死”这一说法。事发当晚，延庆的朋友圈都在疯传我的消息。看到资料被扒，挺无语的。

　　新京报：你周围的朋友怎么看？

　　赵女士：我住在延庆，不愿意出门，不是逃避，而是懒得去听。没有任何意义。平时比较亲密的朋友始终关心我，甚于关心这个事情。他们相信我平时非常守规则，我连红灯都不闯，更不会跟爱人吵架，他们一看就知道消息是假的。同事也会在微博和网帖下面帮忙回应，但往往会带来一片骂声。还有朋友特意为这个事写了文章，互相转载，也没有太大作用，骂声铺天盖地。

　　新京报：还会感到害怕吗？

　　赵女士：我就是失忆了，昏迷了。但这些全被孩子看到了。我只能记起走到车门，后背被咬住，记不起来自己看到了老虎，也不记得老虎是什么样。现在不会感到害怕，但不愿去看。

　　新京报：舆论对你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赵女士：影响还是蛮大的，所谓的我“不守规则”、“任性”。而且我面容发生了改变，再怎么整形也没用。直到现在，接送孩子都要戴着口罩。肯定要考虑整容。

　　新京报：现在花了多少钱？

　　赵女士：手术费前期花的12万左右，是动物园垫付的；后续花了1万不到，是自己出的。

　　新京报：跟动物园商量的怎么样了？

　　赵女士：9月底动物园方跟我爸聊过一次，说只给评残的15%，之后就杳无音讯了。我们9月27日申请过政府信息公开，向延庆区政府提交家属质疑意见，政府没有回应。

　　新京报：现在准备怎么处理此事？

　　赵女士：我之前在ICU里面不知情，延庆安监局和园林局领导亲自带队去过我爸住的宾馆，跟他说先走协议，不要轻易走法律程序。但现在准备走法律途径了，马上提起诉讼。这个案子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毕竟舆论是一边倒的，对我们也不是很有利。

　　谈家人

　　“住院期间家人编造谎言隐瞒母亲死讯”

　　新京报：什么时候知道母亲去世的？

　　赵女士：8月15日出院，三四天之后知道母亲的死讯。住院的时候会每天想母亲和孩子。他们（家人）当时编各种谎言骗我，开始说母亲只是腿脚受伤，骨折了。后来又说被另一只老虎的爪子拍到脑袋，昏迷了。还有说母亲是送回老家了。

　　我不停跟老公说，想跟母亲通个电话，但他们跟所有亲戚朋友打招呼要瞒着我。有一次，爱人趴在床沿睡着了，我那时候已经有点怀疑了，就拿起手机偷偷看网上的新闻，他一下子把手机抢过来，我还是不愿意相信。北医三院大夫也配合他们，说易感染期，不能摸手机。

　　新京报：母亲为什么来北京？

　　赵女士：因为我丈夫要出差，母亲过来帮忙带孩子。如果不把她叫过来，自己能干一点，她就不会这样了。跟母亲既象亲人，又像朋友，只有我好了，她才会好。无话不谈。

　　新京报：想起母亲是什么心情？

　　赵女士：想到就会哭。9月初回安徽老家给母亲买墓地，注销户口。在老家呆了五六天，没怎么出门，就整理遗物，主要是母亲的衣服。我很难受，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父亲为我请了心理医生。这个事情对家人阴影很大，我自己很自责。她是个节俭的人，从来不乱花一分钱，舅舅说，你多翻一翻你母亲的口袋。我就翻到外婆留给我母亲的一个戒指，母亲把自己的属相和我加工在一起，母亲属猪，我属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