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推进我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业作出全面部署。他特别指出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强调“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这项本领。”这为我们在5G视阈下加强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建设,提升各级领导干部在全媒体语境下精准施政能力等方面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网信事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中国已全面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1969年,互联网诞生,50年来互联网发展速度之快,对社会生活影响之深令人叹为观止。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随着三大运营商公布5G通讯商用时间表,5G通讯技术将全面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国在移动互联技术上的突破,将实现互联网发展质的飞跃。目前,互联网行业达成普遍共识称2019年为5G元年,认为5G技术是互联网技术发展50年来的一次重大突破,5G时代第一个手机电话已经被拨通,且在上海、北京等地,配套基站及应用场景正在不断丰富。

　　从技术角度来看,5G以其百倍于4G的速度、低时延、避免网络拥堵等特点,将推进社会全面进入“万物皆媒,人机共生”的智媒时代。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提出著名的“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等理论,从媒介技术发展角度来看,5G技术的广泛应用,势必对网络信息传播带来新的变化,对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的影响更是巨大。公众在高速网络支持下,对视频类信息的获得将更加活跃,甚至有互联网专家认为,5G时代视频流将成为主要的信息表达形式,全民进入“直播无处不在,无人不播”的新传播时代。

　　5G技术的商用及民用推广,是习近平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重要实践,是中国在互联网核心关键技术上的弯道超车,其对社会而言必将产生广泛的正面效应,但同时也应看到5G时代的来临,将为网络舆论生态建设带来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网络环境“自净化”能力将受到进一步冲击。网络谣言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公众与媒介的边界将会模糊甚至消失,媒介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可能会进一步消解。公众意见的表达渠道更加多元,各类舆情发酵的速度、传播的范围、影响的程度都将进一步扩大等。

　　基于5G技术的技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我们更应正视5G时代的问题和挑战,加强网络舆论环境生态建设,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更应主动适应网络技术变化发展,掌握其规律,运用其规律,真正实现以网络联系群众,以网络沟通群众,以网络助益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4·19”重要讲话中指出:“凝聚共识工作不容易做,大家要共同努力。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5G时代的到来,将为构建5G时代的舆论场同心圆,实现网信事业快速发展带来新的变化和挑战。

　　基于有限的时间窗口,着力提升舆情快速反应新要求

　　相较于现有的网络传输速度,5G时代给网络突发事件快速传播提供了可能性。此前,国务院办公厅曾发布《〈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明确要求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要快速反应,最迟要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而这一时效限定,将在5G时代面临新的挑战。

　　随着5G技术的全面应用,视频传播、手机直播将无处不在,正如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网络视频用户规模高达6.12亿,使用率为73.9%。舆情事件从萌芽到发酵再到全面爆发,时间将被大幅度压缩,同时“碎片化”的信息传播和不断反转的舆论走向,将对各级政府及网信部门舆情处置、快速响应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舆情处置手段,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简单粗暴的“删堵封”将面临“失灵”的风险。同时,首次官方权威发布信息的准备时间窗口将越来越小,“黄金回应时间”将越来越短。

　　基于消失的传播边界,切实加快全媒体传播体系新实践

　　5G时代的来临,将极大限度的打破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空间联系和时间联系,同时,也将打破媒体与人,媒体与媒体之间的边界,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跨时空、跨渠道传播。同时伴随5G技术应用而来的4K、8K技术,VR、AR技术等将使传播信息的细节无限放大。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全媒体传播体系”将引领中国媒体融合进入“下半场”,媒介间边界将逐步消失,全媒体时代全面来临。

　　传统媒介环境下,各级领导干部往往对“线下”面对面沟通较为得心应手,而对网络上的“键对键”沟通重视不足,甚至视网络沟通为“洪水猛兽”。在未来5G广泛应用的时代,信息传播主体“传”与信息接受主体“受”之间的信息流动方向更加多元,流动速度更加快速,形成多头链接。

　　基于多变的舆论环境,积极应对网络传播新挑战

　　近年来,多个网络舆情事件都经历了“舆论反转”“后真相”。虽然最终真相大白,但伴随舆情事件的发酵,各方声音混杂,对构建健康有序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2018年11月,重庆公交事件引发全国关注,舆论一开始集中指向公交对向行使的女司机,导致网络暴力泛滥,认为正是女司机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出现,网络人肉随之展开,“女司机”成为一个极具偏见意味的词汇。随后,警方公布涉事公交车内视频录像,再次震惊舆论场。前后舆情反转,带来的却是来势汹汹的网络暴力和网络谣言,公众在各类“碎片化”信息中“拼凑”着所谓的“真相”,直至视频公布。可以预见,5G技术的广泛应用,此类“现场视频”将会更多的进入公众视野,亲见感、冲击感将会导致舆情事件发酵进一步升级。

　　4月16日,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2018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年度报告指出,网络安全威胁日益突出,网络安全风险不断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随着互联网进一步普及,5G技术的广泛应用,舆论环境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安全挑战。针对5G技术对网络舆论环境的影响和变化,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才能在积极应对网络传播新挑战中,做好新时代网络舆论生态建设这篇大文章。

　　5G技术条件下扎实推进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建设的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4·19”重要讲话发表三年以来,中国在互联网发展及互联网治理方面取得积极成果,网络核心关键技术的不断突破,《网络安全法》等互联网法律、法规落地实施,使构建良好的舆论生态环境具有更加坚实的现实基础。接下来,5G技术条件下有效推进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建设,迫切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重点发力。

　　一是掌握5G时代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广大领导干部应充分重视5G技术广泛应用所带来的技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同时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时刻的警惕性,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主动拥抱互联网,尊重互联网规律,掌握5G时代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借助5G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势,精准把握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以及广大群众的重点关切,真正实现“网络群众路线”。比如:“学习强国”APP上线,人民日报主动策划的多个宣传活动,多家主流媒体、地方政府入驻“抖音”平台通过短视频形式传导正能量等,都精准把握了群众的需求,主动出击,占领主动传播的制高点。

　　二是加快推进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离不开网络正能量的传播,只有把正能量通过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实现传播效果入脑入心,才能凝聚各方共识,形成线上线下同心圆。应以习近平总书记“4·19”重要讲话为指引,结合5G技术发展及应用情况,加快布局5G视阈下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4·19”重要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三是提升各级领导干部全媒体时代媒介素养。习近平总书记在“1·25”重要讲话中重点概括了全媒体时代的具体特征,以5G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通讯技术将会加速全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广大领导干部急需提升在全媒体语境下的媒介素养。全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既包括网上联系群众的能力、领导干部用网、上网的能力,又包括尊重网络规律、处置网络舆情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4·19”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形成良好网上舆论氛围,不是说只能有一个声音、一个调子,而是说不能搬弄是非、颠倒黑白、造谣生事、违法犯罪,不能超越了宪法法律界限”,“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这也告诫广大领导干部,对网络声音应充分重视但不能恐慌躲避,应主动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从容应对新时期网络舆论纷繁复杂的现实挑战,更要“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才能在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建设过程中,推动网络强国战略扎实落地。

　　【本文是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四全’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引领工作研究”、中国传媒大学2018年“双一流”科研项目“基于大数据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准传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互联网信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