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今年8月22日，山东的两名未成年女孩，模仿网红易拉罐爆米花的短视频时发生爆燃，最终导致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自从短视频和直播平台兴起后，这类事件就常见报端。从法律角度看，这类事件侵权责任的认定比较复杂，需要分层次和情况加以说明。

　　一、主播责任

　　主播既是段子的拍摄者、表演者和传播者，也是段子、直播流量红利的获得者。从经济学角度看，主播拍摄段子获取关注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流量。以直播平台为例，流量变现的渠道有两大块，一是直播人气和打赏获利，比如，有一两千万粉丝的主播每次直播在线人数几十万，每天一两个小时直播的打赏获利高达数万、数十万到上百万不等。二是靠广告获利，比如拥有一两千万粉丝主播发布的一个段子广告，费用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

　　从流量变现角度看，主播拍摄的段子，必须需要有较高关注度，这样才能有机会变现。除了高品质，成本较高的视频之外，绝大多数主播获取关注度的快速通道，要么是低俗，要么是猎奇。山东的这起引发烧伤的视频，就属于猎奇类视频范围。

　　该网红拥有两千多万粉丝，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网红，单就其以往发布的视频看，大都具有相当猎奇和危险性。比如，用电池断路来点燃木头烤牛排，用灯泡做酒精灯，饮水机做火锅等。这些视频连专业人士表演起来都非常危险，更何况孩子模仿。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意识到这种视频表演具有相当的危险性。 其实很多视频并非一镜到底拍摄而成，而是采用多次剪辑等方式作出。这类经过剪辑的视频，会极大淡化观看者对危险的意识，会强调娱乐性，误导公众，特别是未成年人。

　　法律上讲的过错，并非全都指的是追求损害结果的直接过错，还应包括放任结果发生的间接过错。一个主播对自己作品的影响力理应有所判断，特别是拥有两三千万粉丝的大主播，明知自己的粉丝年龄层复杂，也应该知道这种视频播出后可能会有人模仿，更应知道酒精等易燃易爆产品的危害性。但在这个事件中，这个主播在短视频中没有任何提醒、提示，反倒是在炫耀、表演和推广这类做法，仿佛这类危险行为就是家常便饭。这种行为，在法律责任认定角度看，应该知道却装作不知，应尽到的义务没有履行，这就是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属于间接故意，当然应承担侵权责任。

　　从注意义务角度看，粉丝越多，注意义务也就应该越大，一个有几万粉丝的主播注意义务一定比拥有上百万粉丝的义务小，两千多万的大主播，注意义务当然就该更高。特别需要指出，不论主播是个人还是公司，都是靠着粉丝数量和流量来赚钱，从道义角度看，世界上也不存在仅享受赚钱的权利，完全忽视法律责任承担的情况。

　　山东这起事件，受害人及其监护人可以按照《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以及第36条第1款向该视频表演者主张包括损害赔偿、赔礼道歉、精神抚慰金等责任在内的侵权责任。但必须强调，这种责任并非是全部责任，而是要根据过错和原因力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从中外判例来看，这类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是孩子的监护人。

　　二、平台责任

　　短视频平台在法律主体认定中，属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非内容提供者。按照《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相关规定，平台原则上按照避风港规则承担责任，即“通知删除责任”，但在一些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承担非经通知而直接承担责任的“红旗规则”。我们以山东这起事件为例，做一个类型化的责任承担推演。

　　第一种情况，平台在这场悲剧出现之前，没有收到过任何针对该视频的投诉或举报，在事情出现后，第一时间下架了该视频，并对此类涉及危险类视频进行了彻查整改，这种情况，平台不承担侵权责任。反过来，如果平台在之前就有收到针对该视频的过投诉或举报，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或者，事件出来后，没有采取任何整改措施，导致后面又有人受到损害的，平台就应该依法与主播承担连带责任了。

　　第二种情况，如果该视频被算法“推上”热门，被广为流传，导致孩子看到此视频的，此时的平台责任就出现异化。推荐分发属于算法的一种应用，推荐前提必须是“人畜无害”，算法必须有法律性和道德性，没有经过合法性审核的视频不应进入到算法推荐行列。按照2014年最高法院出台的网络侵权司法解释规定，这类算法推荐应属于“红旗规则”范围，也就是说，如果算法推荐了一个违法违规视频，平台就走出了“避风港”保护范围，需要与主播承担连带责任了。

　　第三种情况，该事件出现在一个平台上，其他平台应该以此为例，必须要对此类视频彻底整改，如果再出现因此类危险视频，在任何平台导致模仿损害的，其他平台因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应承担侵权责任。

　　第四种情况，按照《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规定，所有用户和主播都应实名注册登记，如果事件发生后，发现该账户并非实名认证，平台无法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平台也应承担侵权责任和其它法律责任。

　　第五种情况，因账号都是实名注册，平台对实名注册信息为未成年人的用户，应设置家长监护系统或青少年特殊保护模式，对未成年使用者应具有最高保护级别。

　　三、家长责任

　　家长责任，就是监护人责任，这是法定责任。从世界各国对此类事件的判例看，一般来说，家长作为监护人需要承担第一责任。这起事件中，酒精这么危险的东西，孩子都能轻易找到，并付诸操作实践，这显然是家长监护不利造成的。如果此类事件出现在美国，按照该国法律，受害者的监护人可能要面临除了牢狱之灾之外，监护权能否维持都是一个大问题。

　　互联网时代的家长责任更为复杂，除了线下的日常监护之外，线上的家长监护系统、防沉迷系统、青少年保护模式等等，都需要家长与平台的密切配合才行。孩子监护是一个社会共治的范围，紧靠平台、政府是不行的，家长、学校和社会必须全都加进来，形成一个从法律到技术，从点到面的监护系统。

　　家长的监护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这个事件中，如果孩子家长当时能在身边，或者早关注孩子对什么感兴趣，尽早提出警示，可能悲剧就不会发生。互联网时代的家长陪伴更为重要，网上鱼龙混杂，沙石俱下，除了技术和法律保护孩子之外，只有家长才能真正成为孩子的守护神。

　　四、如何判断孩子是不是看了该主播的视频导致的惨案

　　孩子到底是不是看了该主播的视频，模仿导致的惨案，这就成为案件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属于程序法上的问题，举证并非很困难。

　　第一，按照网安法规定，网络经营者应保存用户网络行为数据信息，若上升到诉讼阶段，法院可以依法调取后台数据，看看这几个孩子的账号，是否在出事前看过这个视频，也就一目了然了。

　　第二，如果看了多个这样的视频，如何确定是哪一个呢？如果最后数据显示，孩子们看过多个此类视频，那就需要走进下一步——责任分担问题，即在确定主播责任的同时，再确定多个视频主播内部的责任分担问题。

　　第三，多名主播和视频的责任分担，可以考虑按照视频影响程度和市场占有率来综合平衡，即粉丝量和播放量越高的主播，承担责任就要比较小的主播大。这种责任分担的理论，起源于美国的市场份额确定判例，当无法分辨直接责任人份额时，应考虑到市场占有率，以此作为责任承担比例，这个原则已经开始被我国理论和司法实践所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