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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影响，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是我国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重要政策工具，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今年赤字率按3.6%以上安排，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政策措施力度空前，引起高度关注。

　　财政赤字率创新高

　　财政赤字是财政支出总量超过财政收入总量的部分，而一定时期内财政赤字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是赤字率。

　　从近年的情况看，2016年、2017年我国赤字率均为2.9%，2018年赤字率为2.6%，但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赤字规模与2017年的2.38万亿元持平。2019年，我国继续增加财政支出规模，赤字率由2.6％适度提高到2.8％。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赤字率按3.6%以上安排，较去年提高0.8个百分点以上，这是我国赤字率首次突破3%。

　　“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等一系列政策安排，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体现了政策的针对性和精准性。通过更大力度的政策来对冲疫情影响，给经济注入更大确定性，体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

　　财政赤字率提高，目的是要有效对冲疫情对减收增支的影响。当前，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财政运行压力增加。受疫情冲击、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今年1月至4月财政收入下降14.5%。

　　预算报告显示，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0270亿元，下降5.3%；支出247850亿元，增长3.8%。面对收支矛盾，安排赤字37600亿元，比2019年增加1万亿元。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认为，这些安排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是集中精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实现政策有为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

　　对于债务风险问题，刘怡表示，3%的赤字率并不是硬性约束，高于3%并不等同于过度举债，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债务支出使用效果等情况加以评判。从各国实践看，美国、日本等全球主要经济体赤字率常年在3%以上。

　　“我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在前所未有的疫情影响下，综合考虑当前经济形势，阶段性地适度提高赤字率，有利于有效进行逆周期调控，更好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刘怡说。

　　特别国债备受关注

　　自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发行特别国债以来，这项措施一直受到广泛关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提高赤字率的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此前，我国发行过两次特别国债。第一次是在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所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第二次则在2007年，发行155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本金。

　　此次在特殊时期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是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据安排，抗疫特别国债由中央财政统一发行，不计入财政赤字，纳入国债余额限额，全部转给地方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

　　“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意义重大，尤其是在弥补当前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短板、防止疫情反弹和境外输入等方面必将发挥重大作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成威说。

　　特殊时期采取特殊举措，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在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的同时，预算报告还明确加大各类结转结存资金盘活使用力度，努力增加可用财力，弥补财政减收增支缺口。

　　“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我们将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下功夫，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调整结构、有保有压，坚决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要求。”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

　　资金直接惠企利民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切实把钱花在紧要处、刀刃上，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要求。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新增的1万亿元赤字与同时发行的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这2万亿元直接下到基层，可以减少中间环节可能存在的跑冒滴漏，这对于提高政策效果是很有必要的，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

　　刘怡认为，资金通过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进行拨付，体现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效率；同时，在资金的使用上将更加注重逆周期调节，进一步发挥乘数效应和杠杆效应。

　　“资金通过特殊转移支付的手段直达基层，这种资金安排方式充分体现了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资金能够迅速抵达一线，对于缓解基层财政矛盾、纾解企业经营困难、提高消费者信心等能够实现立竿见影的效果。”李成威说。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至关重要。根据安排，上述2万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上级的转移支付将细化到基层，细化到民生项目，坐直通车，直接抵达。中央财政将发挥好财政职能作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刘昆表示。

　　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受到地方和企业的纷纷点赞。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财政厅厅长石建辉介绍，湖南财政将比照中央做法，按照“重心下移、财力下沉”的方向，抓紧研究均衡性、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等财力补助预拨方案，全力保障市县财政稳健运行。同时，强化资金监督，督促市县管好用好资金，真正发挥好特殊转移支付帮助基层保运转、渡难关的特殊功用。

　　刘怡认为，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为促进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提供切实保障，也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力支撑。

　　“力度空前的政策安排，有利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各类市场主体增强信心，巩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助力经济克服困难、稳步前行。”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熊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