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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人语

　　人类学研究认为，古代节庆中的民俗仪式或文化活动，大多与人们的敬畏心理密切关联。植根于农业文明的古代中国人，对祸　害农田、危害家宅的毒虫甚为恐惧，演变而形成端午节的民俗文化。遥隔数千年时空，人心人性不变，古人恐惧的和今人恐惧的多有相似之处。因而，端午节之于当代国人，也有着重要意义。面对端午“文化富矿”，活化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多样化的文化产品，既可反哺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工作，也可作为文化产业新方向，用以探索后疫情时代文化消费新路。同时，作为个体，如果能建构种类丰富的微型群体生活，在共情、互助、娱乐中拓宽视界、释放压力、充实知识与技能，不仅能使节日生活拥有更加多样化的选择，而且能提升整体生活质量，也是对古代端午民俗文化的借鉴与延续。

　　“灵均死波后，是节常浴兰。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哀哉徇名士，没命求所难。”唐代诗人元稹《表夏十首》曾这样哀叹。可见，远在千年之前的唐代，人们就沉浸在端午吃粽子的习俗中，淡忘了有关屈原（字灵均）的往事。而今，粽子消费依然是端午节的重头，但与之相关的文化消费需求和产品供给，也应被关注。

　　绕不开的粽子文化

　　梁实秋在《雅舍谈吃》里写道，他竟不记得那天是几号，问“今日何日”，孩子回说“粽子节”。俨然，不论古今，粽子都是端午节最受瞩目的代表性符号。人们对伍员、对屈原，乃至对赛龙舟、雄黄酒、佩香囊的兴趣，都远不及对粽子的兴趣那么浓烈。

　　粽子古称“角黍”。西晋《风土记》中描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西晋时期它已经成为端午节节庆食物。千年之后，受各地习俗影响，不同地方的粽子所用食材、手法与形状各有不同，有的大如斗，有的小如肉丸。有角棕、锥粽、菱粽、筒粽，又有丸子粽、四方粽、双连粽、长脚粽等。口味更是千差万别，四川有辣粽，金华盛产火腿粽，无不代表地方特有的饮食文化。

　　尽管各地粽子不尽相同，但被誉为“粽子之都”的嘉兴和嘉兴粽子，却是突出代表，咸香软糯的嘉兴肉粽在《舌尖上的中国》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自古以来，嘉兴地区所产的糯米就有数十种之多。以白酒、白糖、老抽等佐料腌制过的猪肉与白糯米的结合，再用干箬叶仔细包好的肉粽，更是香气诱人。

　　而在离它不远的湖州，诞生了枕头粽，长条形状如枕头的粽子，四角挺括造型别致。“韦小宝闻到一阵肉香和糖香。双儿双手端了木盘，用手臂撩开帐子。韦小宝见碟子中放着四只剥开的粽子，心中大喜，提起筷子便吃，入口甘美，无与伦比。韦小宝当时两口吃了半只，就问双儿：‘双儿，这倒像是湖州粽子一般，味道真好’。” 金庸先生对其喜爱有加，故而笔下的湖州粽子也跃然纸上。

4月17日，在湖北省宣恩县万寨乡伍家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一家食品加工企业的车间里，工人在展示剥开的“蔬菜粽子”。新华社发 宋文摄

　　“出业头路无半项/暂时来卖烧肉粽/烧肉粽烧肉粽/卖烧肉粽/要做生意真困难/若无本钱做袂动……”在邓丽君的歌声中，闽南烧肉粽别有风情，也代表着生活的艰辛不易。闽南烧肉粽内料丰富，猪肉、虾仁、香菇、莲子、与卤鸡肉、咸蛋黄都呈现出不同风味。

　　北京粽子则是甜粽的代表。红枣、豆沙、果脯被裹进糯米之中，品尝时蘸取白糖，别有风味。广大北方地区还有用黄米、高粱米包粽子的习俗，虽然与屈原、伍员的活动地带千里之隔，但数千年文明演变，已令吃粽子的文化共通交融。南北粽子只有咸甜之分，而无本质之别。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景观。

　　期待有创意的文化消费

　　在文化消费形式多样、地位日益提升的当下，端午节如果仅有粽子，或者各地方零星的文化活动，或许并没有将端午——这个长达数千年的巨大文化符号完全利用起来。在傍名人、拉祖配都能引发文旅热潮的市场中，身怀“硬指标”的端午元素，还有很多文章可做。而事实上，这样的实践还并不太多。

　　距庚子年端午节还有一段时间，有些创意刚刚浮出水面。

《屈原天问》 范增绘

　　据悉，作为景区和文博单位，北京颐和园首次推出了端午文创礼盒，以颐和园文化符号为设计灵感，与端午节传统民俗相结合。其礼盒分别以“端午舟到”“游园赏景“和“大吉葫芦锦盒”为主题。其中，“游园赏景”礼盒，有着八边形镂空窗棱、精致雕刻皇家宫廷纹饰，礼盒内搭配香囊配件；“端午舟到”则是鲜粽礼盒，形状是由折纸工艺和插画组成的龙舟，盒面完全展开可变成龙舟湖面。

　　虽然文创产品没有脱离粽子概念，但却与纯粹意义上的粽子消费有所区别。而更广泛意义上的端午题材的文化产品，如影响较大的文旅产品，却还不多见，端午主题的传统文化体验空间也并不十分丰富。挖掘传统文化题材，提供文化产品的供给和服务，一直是业内关注焦点。

　　6月9日，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办了一场“后疫情时代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创新”网络学术论坛，其中的一些观点值得思索。鼎盛文化产业投资公司总裁梅洪抛出了这样的观点：文旅项目跨界融合应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他提出，当前的主题文旅和主题公园的最大差异是将泛娱乐化的功能转化为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

　　当前，长城文化、长征文化和运河文化三个主题文化被热议。其中，大运河文化包括了中国古代内容的重要发展史，从吴王夫差的开始到横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两市的历程，再到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的链接，呈现和反映的核心价值就是呈现群域性文化的多姿多彩。梅洪说，“这种群域性文化是由农业文明所创造的城市群体文化”。而眼下的端午文化，则与运河、农业等元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梅洪说：“大运河实际上真正的价值是开凿了一个新的大国环境，他把若干个特别小的割据的自然环境融通成为了一个体系，从而转化成为一种全新的人文环境。”大运河和其文化现象，也将端午文化从吴楚之地的地方文化形态传播到全国各地，提供了重要途径和方式。因而，主题文化为端午文化衍生出新的文化消费形式，提供着土地和养料。

　　怎样过端午才更有意义

　　活化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出多样化的文化产品，既可反哺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工作，也可作为文化产业新方向，用以探索后疫情时代文化消费新路。

　　4月29-30日，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在“2020中国旅游科学年会暨第三届全国旅游管理博士后学术论坛”上的讲话中提到，疫情“对旅游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春节假期七天，全国实现国内旅游收入分别同比减少40.3%和45.9%；清明假日期间，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同比减少61.4%；劳动节假期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1.15亿人次、旅游总收入475.6亿元。

汨罗江龙舟俱乐部队员在训练划龙舟。新华社发胡清摄

　　雒树刚说，“旅游业受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局面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正确的预期和充分的准备，着力稳定局面、兜住底线、共渡难关”。为此，一些地方正酝酿共渡难关的方案。

　　日前，江苏省文旅厅与沪、浙、皖文旅部门联合制定了《2020年长三角文化和旅游联盟重点工作计划》，形成年度发展的“施工图”和“任务书”。5月26日，2020年长三角文化和旅游联盟联席会议上，三省一市的文化和旅游局长、厅长透露了各地的规划、方案、项目等信息。该《计划》包含6方面31项重点工作，明确围绕“共筑文化发展高地、共建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进一步深化协作机制，携手促进产业发展，协同构建开放融合市场，联合推出优质文旅产品，完善高效公共服务体系，联动开展执法监管，努力实现协同发力、精准衔接、相互赋能，共同打造在业内具有引领和示范意义的高质量合作项目。

　　相关专家学者，也为文化消费的振兴提供智慧。在“后疫情时代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创新”网络学术论坛上，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花建就提出，应该通过引导高品质、有素养、健康的品质生活来显示文化引领消费的积极作用。他说，推动城市文旅的高价值空间可以重点关注四类文化空间，即以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功能活化为主的遗产活化空间、以品质生活的体验和共享为主的品质体验空间、以集聚文化新业态和新生产力为主的文化创新空间，以及以线上线下相结合从而进行展示展览的多维展示空间。

　　中央党校教授祁述裕则提出，文化产业创新需“三松绑”，即给企业松绑、降低企业税费；给文化市场减负；给文化产品、文化内容创作“松绑”。

　　如今的端午节，仿佛等待被挖掘的“文化富矿”，形成适合当今的文化消费形态，以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功能活化为主的遗产活化，能够产生肥沃的创新空间，提供良好的消费体验。而消费者能得到的，便不仅仅是粽子，和那些单纯的对历史故事的枯燥说教。可以想见，借助端午节主题，更丰富多彩的文旅产品还有待开发，意义更深刻的文化消费体验，还有待人们去发掘。那样的端午，才更有意义。

　　相关阅读：趣话端午民俗

　　“端午”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的《风土记》：“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与夏至同。”而端午作为民间节日，据考证在秦汉之前便已流传久远。

　　“端”是万物初生之义，“午”是纪时用语。古人原以天干地支历法纪时，第五个月即“午月”，午月午日谓之“重午”，午日又为“阳辰”，所以端午也称为“端阳”。汉代后由于历法变动，为了更简捷明确，便将端午节统一定于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日。

　　端午节在古代社会有着极高地位。例如，在古代社会伦理体系内的极其重要的师徒关系中，徒弟待师父尽忠尽礼，必讲究“三节两寿”。两寿指的是师父与师娘的生日，三节指的则是春节、五月节（端午节）、八月节（中秋节），节庆当日，均有相应师门仪式，同时根据自己的师门辈分备呈适当得体的礼物。纵观中国民间文化史，若论习俗之丰备、活动之纷繁、饮食之丰富，只有春节可与端午节相比拟。

　　端午节原有南北两大“流派”，南方重在祭祀龙神，尊拜先祖，祈福纳祥；北方重在驱除五毒，祛病防疫，辟邪禳灾。后来随着人口流动、社会发展、文化交融，南北地区端午习俗逐渐自然地发生合流，求吉祥、驱邪恶，这两大主题取得民间共识，虽然二者有很多交叉重合，但终究有所区分，本文重点讨论的是后者——驱邪避恶。

　　端午阳气旺盛，草药茎叶成熟，长势茂盛，是草木一年中药性最强之时，所谓“端午遍地皆药”。《荆楚岁时记》有言：“五月五日，竞采杂药，可治百病。”端午时节，古代人们会饮雄黄、熏苍术；室内贴朱砂符，悬挂银镜或铜镜；还一定会在门上挂菖蒲或艾草，所谓“艾旗迎百福，蒲剑斩千邪”，以上种种都是为了驱辟阴邪。菖蒲与艾草不仅在医药学层面有“清污秽、祛毒瘴、除恶疠”的功效，而且在宗教及神话传说层面有除妖辟邪的功能，在端午民俗仪式中扮演着“法器”的特殊角色，所以至今在某些地区仍将端午节称作“菖蒲节”和“艾节”。

　　端午节还流行以雄黄涂抹小儿额头的习俗，最常见的方法是用雄黄酒在小儿额头画“王”字，一借雄黄以驱避毒虫，二借猛虎以镇邪。民国时期有诗描绘：“门悬蒲艾饰端阳，九子盘堆角黍香。更为儿童避虫蚁，额间王字抹雄黄。”

　　端午时节应饮药酒，酒中药料包括雄黄、朱砂、柏子、桃仁、蒲片、艾叶等，人们还会用菖蒲艾蓬蘸洒墙壁、门窗、床榻等，再用酒涂小儿耳鼻、肚脐，以驱毒虫。

　　“端午”一度被古人视为恶月、恶日，特别是在北方地区，流行着多种求平安、避五毒、躲端午的习俗，称作“躲午”。

　　当日行事多需避忌，由此还引出已嫁之女有“召归家、躲端午”之俗，至今仍在北方一些地区流行。民间认为五月夏季阳气上升，天气燥热，蛇虫鼠蚁肆虐，人易生病，瘟疫也易流行，更是五毒（蝎、蛇、蜈蚣、壁虎、蛤蟆）出没之时，因此要用各种方法预防五毒之害。除了前文提到的使用药草等物理方法，还会在屋中贴五毒图，以红纸印画五种毒物，再用五根针刺于五毒之上，寓意无法横行；在衣饰上绣制五毒，寓意以毒攻毒；老辈人还会在屋中反复念叨咒语般的民谣，例如：“拍床头，拍床尾，蝎子蚰蜒都消退；拍床帮，拍床沿，长虫蜈蚣跑不见。”

　　端午时节饮食繁多，但能称得上“南北通吃”的，唯有粽子。

　　粽子馅料丰富，但归根结底，仍是甜咸二种之变，其中最广泛流行的是小枣、豆沙、咸肉三种。同是馅料，但粽子与月饼不同之处在于其馅料不重包裹，而重镶嵌。而且由于“青青翠叶裹玲珑”，方寸之间做文章，所以粽子的镶嵌物一般都小巧可人，例如豆沙粽或肉粽绝不会馅料满溢，而是点到即止；枣粽也绝不会选择个大膘肥的大枣，而必是金丝小枣一类，精巧密实，口感也脆嫩紧致。构成粽子的各个环节也与驱邪避恶主题相关，五彩丝线趋吉避凶，竹叶苇叶清香辟秽，而糯米更是在道教文化及仪式中有通神明之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里则直接被夸张演义为道士除妖魔、克僵尸的神奇装备。

　　在饮食文化中将“辟恶”主题推向极致的，则是“五毒饼”。

　　在明代的繁华城市中，便已广泛流行端午节食五毒饼，即在玫瑰酥皮饼上印制各色图案，图案是蝎、蛇、蜈蚣、壁虎、蛤蟆形象，上至贵族富户，下至士庶人家，都广随此俗。后来还有五毒糕，制作方法类似糕干，以吉豆（绿豆）为主料，辅以白糖、青梅、桃仁、桂花酱，解毒祛热。人们在饼上缀五毒图案，共食糕饼，既含以毒攻毒之意，又寓消灭驱除之愿。

　　在中国古代神话和精怪传奇中，不乏由昆虫特别是毒虫幻化而成的妖魔，而“五毒”及其近似的“毒物”，甚至演变成为民间巫术及毒蛊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但在西方的神怪体系中，昆虫类精怪却比较稀少。粗略究其根源，或许是由于古代中国植根于农业文明，对祸患农田、危害家宅的毒虫甚为恐惧；而在西方历史进程中占据较大比重的游牧文化、海洋文化，以及成熟化较早的市民社会与现代城邦，对于孕育“毒虫故事”来说，都很难提供充足与适合的土壤。当然由于篇幅所限，这个有趣的问题就不在本文中展开了。

　　人类学研究认为，古代节庆中的民俗仪式或文化活动，追根溯源，大多与人们的敬畏心理密切关联，或者直接与先民的某些原始恐惧有关（当然敬与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密不可分的）。这些恐惧可能来自日月水火、风雨雷电，也可能来自猛兽与毒虫、黑暗与梦魇。

　　在不断努力化解恐惧的过程中，原始祭祀渐渐演变为民俗文化仪式，仪式核心则大多在于两点：一是共同参与的群体活动，二是统一言语与行为，然后带动人群进行大规模复制模仿，从而形成同一化的、巨大的场力量，人们在这样的场中凝聚意识，把个体恐惧融入到集体恐惧中，进而对抗恐惧、分散恐惧、消解恐惧。

　　节庆仪式中的饮食，也是同一化群体行为中的一部分。饮食既是符号，又是仪式本身，交融于整体仪式进程中，呼应共进。因此无论是饮食，还是民俗游娱活动，都不是僵化程序，而是渗透于血液中的敬畏之心，是化解原始恐惧的有效操作。相比而言，当代人的节庆饮食早已徒留空壳，无论吃的行为还是食物本身，都难以唤起心中的神圣感与愉悦感。

　　古代社会与当代社会有千差万别，古代节庆起源中的诸多“敬畏”或“恐惧”元素，也已遥隔了数千年时空，但人心人性不变，所以古人恐惧的和今人恐惧的，或许也没有那么迥然不同。

　　叔本华说世人都有生之恐惧，来自生存、人际、欲望、权力、合群等维度，这些对于全人类都具有普适性。古人可能会因为没能在端午节带家人畅游繁华集市购买应节物品而懊悔，为孩子没能穿新衣吃糕点而焦虑；今人则同样会因为没能在端午节开上一部体面的好车、没能带全家去迪士尼乐园而懊悔，为别人朋友圈晒出的节日豪华行程感到焦虑。想要克制这些心理的“毒虫”，就是吃下一千块五毒饼，也无济于事。

　　若论原始的欲望与恐惧，古人与今人可能一脉相通，但若说恐惧中附加的焦虑、纠结乃至扭曲，当代人可谓完胜：恐惧孤独，害怕相处；恐惧无房无车，害怕做房奴车奴；恐惧没工作可做，害怕工作做不完……再往深层肌理看下去：从社交恐惧、选择恐惧，到育儿恐惧、养老恐惧，再到来电恐惧、周一恐惧、无手机恐惧，乃至脱发恐惧、长阅读恐惧……当真是“进亦惧，退亦惧”，然则何时而乐耶？

　　作为毒虫的“五毒”，早已化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埋在人们心底某个角落，但更多直指人心的恐惧却层出不穷。正如哲人所言：“恐惧不会比害怕恐惧更令人恐惧。”人们在每天清晨习以为常地背上“今日份”的恐惧走向茫茫尘世，又在夜晚沉陷于对明日未知的忧惧难以入睡，个中苦楚，远胜毒虫之毒。

　　当代人是空前孤独和疏离的，心中的恐慌与无力，难以诉诸他人或群体以求化解。古人能在花样繁多的仪式中、在群体化的行为中，共担恐惧、分散恐惧；而当代人能够称得上全民狂欢式的“仪式”，或许就只有购物消费了。因此，人们如果能有意识地建构种类丰富的微型群体生活，不管是家庭间、朋友间、同好间，也不管是读书会、运动社、烹饪小组，只要彼此能够在共情、互助、娱乐中拓宽视界、释放压力、充实知识与技能，就不仅能使节日生活拥有更加多样化的选择，而且能提升整体生活质量，这也算是对古代民俗仪式的一种借鉴与延续吧。（李晓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