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槐荫广场,有一座青松翠柏环绕的“四五”烈士纪念碑。该碑是为纪念1931年4月5日在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的邓恩铭、刘谦初等22位革命烈士而修建,1989年4月正式落成。
纪念碑由3块长方形灰白色花岗岩石互相垂直耸立而成。前方石碑镶嵌反映烈士英勇就义的铜质浮雕,下刻烈士牺牲日期“1931.4.5”。侧方石碑上刻中共山东省委原书记梁步庭题词“垂范后来”,下刻少年儿童献词。后方主碑高4.05米,象征4月5日,正面上端刻着原国家副主席王震题词:“宁死不屈浩气长存”。背面刻写碑文800余字: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和叛徒的出卖,中共山东省委及各地党组织,屡遭破坏,大批党员和干部被捕。在狱中,他们不屈不挠,多次组织越狱和绝食斗争。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将二十二名中共山东党的领导干部杀害于济南纬八路刑场(在今青年公园附近),史称济南“四五”惨案。牺牲的烈士有:
邓恩铭,水族,一九零一年生,贵州荔波人,中共山东省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刘谦初,一八九七年生,山东平度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吴丽实,一八九九年生,江苏沭阳人,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书记。
雷晋笙,一八九八年生,陕西长安人,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
郭隆真,女,回族,一八九四年生,河北大名人,中共山东省委委员,青岛市委宣传部长。
党维蓉,一九零八年生,陕西富平人,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人之一,青岛市委书记。
刘晓浦,一八九八年生,山东沂水人,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
于清书,一九零二年生,山东潍县人,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秘书。
李敬铨,一九零四年生,山东历城人,中共济南市特支书记。
宋占一,一九零六年生,山东聊城人,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
刘一梦,山东沂水人,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
朱霄,一九零七年生,山东肥城人,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长。
纪子瑞,一八九五年生,山东胶县人,中共山东省委委员。
车锡贵,一八九八年生,山东淄川人,中共山东省委工运特派员。
王凤岐,一九一一年生,山东德县人,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
孙守诚,一九零一年生,山东淄川人,中共青岛市委常委。
孔庆嘉,一九零六年生,山东曹县人,曹县农民武装暴动领导人之一。
任守钧,一九一零年生,山东曹县人,曹县农民武装暴动领导人之一。
赵鸿功,一九零零年生,山东蓬莱人,中共蓬莱党支部书记。
王锡三,一八九零年生,山东长山人。
李华亭,一九零零年生,山东昌乐人。
陈德金,一九零八年生,安徽怀远人。
同期前后被害于此的共产党员还有多人,为了缅怀和发扬烈士精神,一九八八年,共青团槐荫区委在原刑场旧址特立此碑,以永志垂念。
(一)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军队于1928年5月进入济南,此后国民党势力控制山东,对共产党组织和党员进行疯狂破坏和抓捕。自1928年冬至1931年春,中共山东省委共遭到5次大的破坏,邓恩铭、刘谦初、吴丽实、郭隆真等大批党员干部被捕。
邓恩铭等被捕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妄图通过长期监禁,摧残其肉体,销蚀其革命意志,动摇其革命信仰。但是,邓恩铭等共产党人,没有被敌人的威逼利诱所吓倒,他们团结起来,成立狱中党组织,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1929年7月组织的一次越狱,共有18人逃出监狱大门。但由于长期遭受关押甚至严刑毒打,大部分越狱人员身体孱弱,加之省委刚遭破坏,狱外党组织未能派人接应,最终只有6人逃脱。
1931年4月5日凌晨,国民党山东省当局将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从狱中押出,用汽车载往纬八路刑场,枪杀于纬八路东南草地上。其中郭隆真才出监狱大门,因高呼口号,被押回狱内杀害。牺牲的22名烈士,年龄最大的41岁,最小的才20岁,平均年龄28岁。
(二)
“四五”烈士中,有3位曾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于1921年春与王尽美等共同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与王尽美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1925年8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8月、11月两次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1927年入党,曾专门拜访毛泽东,请他讲述农民运动与中国革命的问题。1929年4月,刘谦初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8月,其在明水车站遭特务抓捕。吴丽实1923年入党,后到哈尔滨工作,为党组织在东北的创建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929年冬,吴丽实到山东,任临时省委书记。然而,工作不到两个月,临时省委遭破坏,吴丽实被捕。
郭隆真是“四五”烈士中唯一的女共产党员。1919年9月,郭隆真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在天津组建觉悟社,后与周恩来等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回国后,在李大钊主持的北方区党委领导下工作。1928年底,受党组织委派到东北从事职工运动。她不知疲倦,忘我工作,被刘少奇评价为“在工作上最积极,在政治上又最正确的大姐”。1930年秋,郭隆真被派到山东工作,曾任省委妇委书记,11月初在青岛被捕。还有党维蓉、雷晋笙、刘晓浦、刘一梦等烈士,他们虽然工作经历各不相同,但都有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追求。
(三)
烈士已逝,精神不朽。敬读碑文,我们要学习先烈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砥砺前行。
学习“四五”烈士百折不挠、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邓恩铭曾3次被捕入狱,第二次出狱时,因多次受刑,脸色苍白,步履艰难。堂弟媳忍不住流下眼泪。邓恩铭安慰说:“不要难过,我不是好好的吗!坐牢算啥,往后还得同那些狗斗一斗。”刘谦初被捕后,敌人发现他与张文秋是夫妻,决定同案审讯。张文秋见刘谦初遍体鳞伤,忍不住泣不成声。刘谦初抑制住感情,安慰妻子说:“在敌人面前,我们只能流血不能流泪啊!”郭隆真曾5次被捕入狱,第五次被捕后,多次遭敌人严刑拷问。但她“宁可牺牲,决不屈节”,直到被害,也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
学习“四五”烈士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意志品质。邓恩铭牺牲前,曾写下一首《诀别》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刘谦初牺牲前,得知党组织正在积极营救,于是给党中央写信说不要进行营救,“我心里很平静,正在加紧读《社会进化史》,争取时日,多懂一些道理。”刘晓浦和刘一梦是叔侄,二人被捕后,家人曾变卖田产,携巨款到济南营救。但刘晓浦说:“不要再花钱了。我和他们是死对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如果自首才能出去,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
学习“四五”烈士忠诚于党、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邓恩铭投身革命后,再未回到故乡,对此他赋词明志:“长期浪迹在他方,决心肠,不还乡。为国为民,永朝永夕忙。要把时潮流好转,大改造,指新航。”刘谦初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说:“我现在临死之时,谨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们告别,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望你不要为我悲伤,希你紧记住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好好爱护母亲!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刘谦初把党比作亲爱的母亲,嘱咐身边的同志在任何时候都要爱护“母亲”,听“母亲”的话。
青松苍翠,碧草如洗,这是一片静谧的墓园。纸张泛黄的履历表,折痕累累的烈士证明书,字迹模糊却饱含深情的家书,它们像一把把打开记忆的枷锁,将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揭开。“瞒了母亲十七年,(朱陶然未婚妻)调到湖州来的时候,就写了这么一封信给那个邮递员。
吴德峰(1896—1976),湖北省保康县人,1924年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一名重要领导人。在西安,吴德峰选派一些对党忠诚、家庭关系复杂、便于掩护的共产党员打入敌人心脏部门,开展秘密情报工作,建立起多层次、多角度的情报工作网络。
站在洞口,记者心潮澎湃,这里就是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新华日报》(华北版)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烈士的跳崖处。1942年5月日军大扫荡时,为了减小目标,何云带领几位同志转移到辽县东南大羊角村附近,还架起电台,抄收延安新华社电讯。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根据中国的国情,独立自主地以“和平赎买”等方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领袖们为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一生的事迹和他们的人生格言,影响和教育了无数共产主义者。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同志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战后,黄继光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
熊瑾玎,1886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今江背镇五美社区)张家坊村。福兴商号开业后,中央领导人常来这里开会,大都按照当时商人的装扮,穿长衫,戴礼帽。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这无疑对包括福兴商号在内的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党员:他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连襟,是抗日名将张自忠的铁搭档;他是蒋介石赠送“中正剑”的佩剑中将,是毛泽东、朱德通电嘉勉,一级解放勋章的获得者。
刘谦初是我们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优秀的革命者和理论宣传工作者。1946年,从国民党监狱获救的刘思齐回到延安,和从苏联回国的毛岸英相识相爱,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于开国大典之后成婚,成为一段佳话。
题:枫树坪下的“甜蜜事业”——来自“三湾改编”发生地的脱贫故事 一大早,记者随着三湾乡九陇村的蜂农邱应斌钻进大山,他的蜂箱藏在这群山峻岭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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