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他没什么时间概念，窝在客厅的沙发上，累了，眯一会儿，惊醒，再继续睡。实在饿得不行，摸去厨房随便整点吃的，一天就这么打发了。

　　“那种滋味，比蹲监狱难受多了，只有癌症晚期的人才能明白，等死是什么感觉”。

　　有些时候，他甚至羡慕蹲监狱的人，“我蹲监狱，知道自己哪天被放出去，天天活得有盼头，这是多幸福的事情”。

　　2008年，钟啸伟被疾控中心诊断感染了艾滋病毒，2015年，他在医院复查时发现7年前被误诊了。他决定要为失去的7年“讨个说法”。新京报记者 罗芊 摄

　　文|新京报记者罗芊 编辑|胡杰

　　 本文约5005字，阅读全文约需10分钟

　　钟啸伟当了7年艾滋病人。

　　2008年，婚前体检时，一份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的检测报告单显示，他的血液为HIV-1抗体阳性，这意味着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此后，钟啸伟失去了未婚妻，开始逃离人群，过着穴居动物一般的生活。他几度想死，被母亲劝住，“要死我就和你一起死”。

　　没敢死，又不想活，这个成都男人过上了“等死”的日子。

　　201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检测报告显示，钟啸伟的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金牛区疾控中心复查后，结果仍为阴性。

　　七年，让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过了近2600天“生不如死”的生活，他决定要为失去的七年“讨个说法”。

　　他提起民事诉讼，起诉成都市疾控中心、四川省疾控中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赔偿从2008年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2017年12月12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了案件。

　　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等待开庭的日子

　　54岁的钟啸伟仍活得像个小心翼翼的艾滋病人。

　　刚“被”患上艾滋时，他不太懂得保护自己，别人问起，他都老实承认“我得了艾滋病”。

　　尽管他多次解释，艾滋病不会因为吃饭握手这些途径传染，身边人依然疏远了他。那些常常走动的朋友们变得很忙，总是“没得空”，仅有的两个哥哥也和他断绝了往来，有一回，他填完一张表格递给工作人员，对方没说什么，用餐巾纸隔着，才敢拿他写过字的纸。

　　如今，他住在成都市北边的一处廉租房里，窗帘从来不拉开，没有记者来访时，便蜷在客厅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仍保有那七年间养成的习惯——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不敢进商店，也不敢和人打招呼，等到天暗下来，搭四十分钟公交车，去母亲那里取一些日用品。

　　母亲王素珍83岁了，心里放不下这个最小的儿子，常常拿两个口袋，让店老板一个口袋装5斤米，“一份给自己，一份给幺儿”。

　　12月10日，钟啸伟九年来第一次踏入了家门口的小吃店，他想尝尝老麻抄手的味道。

　　中午，临近饭点的小店吵吵嚷嚷，热气蒸腾，他有些不适应，溜进去找了个角落的桌子坐下，有人过来拼桌，他赶忙挪动椅子，退到桌子另一头，半个身子悬在桌外。

　　一碗抄手上桌，拼桌的食客请他帮忙拿下筷子，他下意识伸出手去，指尖还没碰到筷子，又想缩回来，尴尬地滞在空中几秒后，虚握了握拳，抱歉地把筷筒推到别人面前，让人自己拿。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低人一等，“怕碰脏了别人的东西，被人嫌弃”。

　　长时间的离群索居，钟啸伟有些和现代社会脱节了。

　　他用上智能手机不久，总共48个微信好友，大多都是记者。记者们在微信上发来各种问题，他不会用微信语音，便慢慢打字回复，中间夹杂着许多错别字。

　　太多媒体找来，电话一天到晚地响，他听说有个功能叫“屏蔽”，专门打电话问人，“啷个叫屏蔽，我不会弄”。

　　最近，他还想让记者教他怎么搭地铁。

　　去年7月，成都地铁3号线通到他家附近，他鼓起勇气想去试试，发现要在自动售票机上买地铁卡，瞅了半天没学会，又不敢问别人，还是老老实实上来坐公交，“你说笑人不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