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藏起来的勋章

■张修山

休假离队前，我小心翼翼地将叠好的军装和三等功奖章打包到行李箱内，准备回家时向家中的老兵们汇报。家里人算上我，总共有6个人当过兵，姥爷则是我们中兵龄最长的老兵。

姥爷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我从小听母亲讲姥爷是上过战场的英雄，得过许多军功章，但我从来没见过那些勋章。姥爷把它们藏得严严实实，红布包着、箱底压着、柜子锁着。每当我央求他想看军功章时，他总是慢慢卷起裤腿，露出两条乌漆的小腿，说：“这就是我最好的军功章。”

1950年临近冬天，姥爷跟随志愿军第一批入朝作战部队，从江浙水乡来到寒冷的鸭绿江边。战事紧急，姥爷和战友们穿着单衣匆匆奔赴前线。在长津湖的冰天雪地中，姥爷和战友们一动不动趴在密林积雪中，等待冲锋的号声响起。

姥爷的双腿便是在那时冻伤的，除了乌漆的皮肤，他的小腿走路时也仿佛和脚踝固定在一起，僵硬得像木头。平时，他穿长裤遮盖住小腿，或是把袜子提得很高，鞋子的前脚掌总是比后脚跟磨损得厉害。

战争永不磨灭地印刻在了姥爷的脑海里。如今，93岁高龄的他，虽然有些糊涂，但说起参加过的战役时，他能将时间、地点、人物、经过讲得清清楚楚。

“当年为什么想着去参军？打仗不害怕吗？”我曾问他。

“当时，村里人都积极报名参军，我也不能落下。那会儿，我还在上学，我就逃学去找部队。1942年去了一次，没找到部队，被老师领回家了。1943年我又跑去找部队，总算找到了……”满头银发的他，说起往事，眼角噙着泪花，目光却格外坚定。

2008年，我追随父辈的足迹来到军营。在这些年的军旅生活中，我无数次阅读过那些艰苦卓绝又伟大辉煌的历史，也多次作为教育者为他人讲述过那些浸染着革命先辈们鲜血的故事。我时常想起姥爷那双乌漆的小腿，内心满怀敬仰。

不过，自始至终，姥爷都没有把他的军功章拿出来给我看。

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姥爷所在的干休所组织拍照。他将那些军功章拿出来戴在胸前，在鲜艳的五星红旗前，努力挺直佝偻的脊背。年轻时像松树一样魁梧的他，随着年岁增长，身体越来越瘦削，老军装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他精神矍铄、目光深邃地看向镜头，相机仿佛变成了穿越时空的隧道，让他重新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年纪。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我正在参加集训，没能亲眼看到他的军功章。

等到再次休假回家时，我对姥爷“死缠烂打”，他总算答应。那天，他从衣柜最深处拿出那些红布包裹着的、带着一丝斑驳但耀眼无比的军功章。当十几枚大大小小的勋章整齐地排列在我眼前时，我曾在脑海里预演了无数遍兴奋激动的样子并没有出现，而是安静地一枚枚拿起它们，仔细端详……

前段时间的一个周末，我一大早接到姥爷打来的视频电话。视频里，他穿着军装坐在轮椅上，特意把胸前一枚金灿灿的勋章拿到镜头前晃了晃。我定睛一看，纪念章上刻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字样。

姥爷又获得了一枚纪念章！

今年年底，我因为在艰苦边远地区长期服役，将获得一枚卫国戍边纪念章。看到姥爷兴奋的样子，我笑着对他说：“您有我也有哦，以后咱俩比比，看谁的军功章更多。”

视频那头，姥爷开心地笑了。

（本文刊于《解放军报》2020年11月22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