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上“严打枪口”

　　当学生们逐个被警察带走时，他们家人尚蒙在鼓里。直到学校放假，孩子没有如期归家，他们寻至学校，一无所获，最后来到派出所，方被告知孩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皆被刑拘。

　　惊恐不解的家长们咨询律师得知，根据刑法第294条第1款的规定，组织、领导或者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应当立案。

　　据多位学生家长转述，当他们去太康县公安局“打黑办”质问详情时，被告知：“你们家孩子运气不好，撞到严打枪口上了。自认倒霉吧。”

　　所谓的“严打枪口”系指这些年来席卷全国的“打黑除恶”风潮。

　　2006年2月，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部署“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各级公安机关始终把“打黑除恶”摆在打击刑事犯罪的重要位置。

　　2010年1月，公安部再次作出部署，要求全国公安刑侦部门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有力推动“打黑除恶”斗争向纵深开展。

　　时年也正值河南省委政法委、河南省社会治安综治委联合表彰的“2006-2010年全省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评比年，该省公检法各级机关争先恐后，不敢怠慢。

　　何谓“把‘打黑除恶’斗争向纵深开展”？2010年4月15日，全国“打黑办”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如此解释：重点打击盘踞在重点行业垄断经营、破坏经济秩序的重大涉黑组织；控制集贸市场、涉足民生领域的行霸、市霸类犯罪团伙；欺压百姓、破坏基层政权的农村恶势力；非法放贷、暴力讨债、“地下出警”等新型黑恶犯罪以及从事“黄、赌、毒”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团伙。(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然而据讯问笔录，太康县30名少年打架斗殴极具随意性：如在饭馆吃饭时与他人身体发生碰撞后言语不合、在溜冰场看对方不顺眼、喜欢的女生遭其他男生爱恋、感觉被陌生人跟踪等等。更多学生却是出于面子，讲义气，参与不知所谓的纷争。

　　在学生张浩东的一份讯问笔录中，他与办案人员有如下对话：

　　“这次去打架的人都有谁？”

　　“我叫不上名字。”

　　“被打的人叫啥？”

　　“不知道。”

　　“因为啥打人家？”

　　“不知道。”

　　“被打的人受伤没？”

　　“不知道。”

　　“谁叫你去的？”

　　“见面认识，叫不上名字。平时上网时坐在一块认识的。”

　　“你去干啥去了？”

　　“我去帮人家打架去了。”

　　“打死我都想不明白，踢同学几脚就成了黑社会？”刘洋说。

　　太康县公安局“打黑办”的上报材料称，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该县打掉涉黑涉恶团伙5个，抓获团伙成员71名。

　　如此算来，孙科威等30名少年约占该县“打黑除恶”战果的一半。

　　被捆绑示众的少年

　　据检方起诉书，大部分学生于2010年12月3日被太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直至2012年1月11日开庭审理，合计关押了1年零1个月。

　　期间只有6名家长见到了自己的孩子，但时至今日他们还感到屈辱万分。

　　2011年9月23日，太康县所有学校都在早操期间播发了同一则消息：各班班长和团支书自带笔记本和小板凳，前往太康县人民广场参加公审大会。

　　太康县人民广场大约4000余平方米，正对县政府大楼，绿化及灯光音响设施完善，是当地民众娱乐休闲的集中场所。

　　当日与会的几名班干部说，他们都不知内情，到场后“发现人山人海的，围观的市民有上千人”。

　　据当天的目击者介绍，数十名犯罪嫌疑人被从看守所提出来后，分乘几辆车，由武警和民警分别押解。此后警车开道，引来过往行人驻足观看。最后，犯罪嫌疑人被带到了人民广场。

　　一名班干部说，犯罪嫌疑人大多被反手铐着，捆得五花大绑，胸前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上写着他们的罪行及姓名。此外，八九个人一组，蹲在地上，被一条绳子串连起来。马占扬、司宇翔、王松山、谷留龙、徐振雷等6名学生赫然在列。

　　“一开始他们准备把30名学生全都押去公审，我们家长得知后都围在看守所前抗议。”太康二高学生刘振的母亲曹凤芝说。

　　这一点得到了获释学生的证实：“当时我们都被捆好了，因为家长反对，最后只押走了6个学生。”

　　“我们的娃儿就混在那些杀人犯和强奸犯中间，耷拉着脑袋，流了一路的眼泪。丢脸啊，这么小的年纪，以后没法子做人了。”李秀玲说，她是王松山的母亲。

　　河南省豫太律师事务所多名律师担任涉案学生的辩护人，他们认为太康警方的做法违反法律规定，侵犯了罪犯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权。公检法司四机关在1998年、2007年两次下文规定：严禁对执行死刑犯游街示众，对一般罪犯特别是犯罪嫌疑人更不能公开游街示众。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之后，多名家长赴周口市公安局检举太康警方此举，但显然此事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今年3月31日，周口市项城市召开严打整治推进会，51名嫌犯被五花大绑，围观市民有上千人，经网络传播后引发争议。该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称，打击犯罪的愿望是好的，可能“方法不太妥当”，也没想到会“闹这么大的动静”。

　　疑窦重重的判决

　　宣读55页的判决书耗去近一天时间。

　　当日共有23名辩护律师到庭，他们称，审判长限定每位律师只有3分钟的辩护时间，但公诉人发言则无时间限制，而且当日没有一名证人出庭。

　　辩护律师称，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证据一般有七种：物证及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嫌疑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查和检查笔录、视听材料。一切案件判处都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有罪和处以刑罚。

　　但在检方指控的诸多罪状中，大都只有被告学生的供述与辩解，皆无受害者身份信息及证词，只有诸如“持刀追逐一男子”、“无故殴打该校一男生”、“对一白衣男子进行殴打”等表述。

　　60岁的王秀勤在太康一高附近做烟酒生意，据她回忆。“在学校门前有打架的，见过几次，好像是学生打学生。不认识（打架的孩子），都十六七岁。”尽管语焉不详，但她的讯问笔录还是被一审法院采纳为书证。

　　家住太康二高周边的马利涛告诉警方：“经常见到学校附近打架，是不是学生说不了，都是十七八岁的小孩。”后来这成为一宗聚众斗殴罪的证言。

　　在太康法院的判决书中，太康三高一名叫张军帅的学生多次出现，成为重要证人。但警方的讯问笔录显示，张军帅就曾多次参与打架斗殴，并且有过作伪证的前科。

　　这并非孤例。太康二高的学生柳银行也曾多次作为证人出现，但他自己就向警方坦承其中一宗寻衅滋事实际由他组织。

　　在一审中，12份受害人的伤情鉴定书作为重要证据被法院采纳，这些鉴定书全由太康县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室提供，遭到辩护律师的质疑。

　　如万彬彬2009年5月受伤，但2011年3月太康县公安局技术室据其病历做出伤情鉴定。

　　据受害人江旭和王朝辰的讯问笔录，他们被打后并没有住院，也没有做伤情鉴定，但是一个月后公安机关出具了伤情鉴定书。

　　警方讯问受害人杨坤鹏的笔录中，他明确表示“没有做过伤情鉴定”。但在检方的起诉书中称：“经鉴定被害人伤情系轻微伤。”

　　一审中，被控犯聚众斗殴罪的10名学生获刑最重。辩护律师认为，聚众斗殴罪是指为了报复他人、争霸一方或者其他不正当目的，纠集众人成帮结伙地互相进行殴斗，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

　　“这些案件发生在在校的学生之间，与社会关联不大，没有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啊。”一名辩护律师说。

　　在检方公诉书和一审判决书中多次论及孙科威等人与其他团伙互殴，但出现在讯问笔录中的另外30余名人都没有获刑。

　　这一点让辩护律师和获刑学生的家长不忿。但太康县公安局一位不具名的警察私下说：“上面发话了，不能再抓了。”

　　被改变的少年和家庭

　　许多人刻意疏远了和这些学生及他们家庭的关系。

　　学生们被警方带走后没几天，太康三所公立高中均在没有通知家长的情况下，仅在学校大门口张贴了一张布告，宣称将这些学生开除学籍。

　　太康县属河南省周口市，面积1761平方公里，人口134万，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周口号称是“老子故里”，但却游客寥寥，当地人纷纷外出打工。“1128”案后，那些在外地谋生的家长纷纷返乡，为他们儿子的命运而忧愁。

　　“都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也是家里的希望，出了这档子事，家庭全毁掉了。”太康二高学生尚清风的父亲尚明新说，农村人讲究名声，坐过牢的人十里八乡都知道，一辈子抬不起头。

　　温西光是一名村支书，曾经雄心勃勃，现在儿子温留帅入狱，他感觉自己很不中用，已经提出辞职了，“当了大半辈子干部，自己儿子被冤枉了却无能为力。”

　　梁洋洋出事后，他身患重病的母亲不再看病吃药，把省下的钱都用来打点关系，希望他能少判几年。

　　一年多来，这些学生的家长不事农活，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聘请律师和上访当中，但收效甚微。他们被告知，“越折腾，孩子判得越重”，这让他们无所适从。

　　而那些刑满获释的少年也完全改变了模样，除了在看守所中剪的平头很是扎眼之外，他们的精神已然颓废。

　　他们现在都无法继续求学，大多外出打工。哪怕是与陌生人交谈时，他们总是看着别处，只是一根接着一根地狠狠抽烟，这是他们在看守所中养成的习惯，借此摆脱失眠和恐惧。他们都不想回家，至少在近几年之内有如此打算。

　　“你进了看守所后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跟政府打交道了。”刘洋说。他原本是一个趾高气扬的少年，现在垂头丧气，他总觉得别人看他的眼光中有异样的内容，白天大都枯坐在家里，入夜后方才偶尔出门透气。

　　“最怕孩子们心理留下阴影，出来后报复社会，这才真正走上了邪路。”家长们说。最近两个月来，他们多次赴周口市中级法院上诉，抗议一审不公。

　　河南省高院曾发文，各级法院受理的一审涉黑案件，都要由主管副院长或庭长亲自担任审判长。孙科威犯罪团伙案由太康县法院少年庭副庭长王向花审理。

　　王向花曾荣获周口市优秀青年卫士。据公开报道称，“在少年刑事审判中，王向花用真情和大爱倾心感化、挽救、帮教失足青少年，关心在校学生，以她的真实事迹为素材编写的戏剧《法官妈妈》反映了王向花帮教失足在校生悔过，使其重返校园并考上大学的动人事迹，在周口市法院传为美谈。”

　　宣判后，众家长迷惑不解，围住王向花询问：“学生娃打个架咋还坐牢咧，俺们年轻时都打过架，后来也没变成坏人啊。”

　　“这么说你们家孩子打架还是有遗传的啦？”王向花反问，家长们一时语噎。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系化名）

　　“打死我都想不明白，踢同学几脚就成了黑社会？”

　　———曾被羁押的学生刘洋（化名）

　　“你们家孩子运气不好，撞到严打枪口上了。自认倒霉吧。”

　　———多名学生家长称在太康县公安局“打黑办”质问孩子被抓详情时被如此告知

　　“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我县成功侦破了省厅督办的孙科威涉黑案件。”

　　———今年1月5日，太康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刘涛在《河南法制报》撰文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