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为什么能让人笑
“我这人不好金货；你让我旅游我走不动；吃我也吃不多少……”2012年9月，穿着老头衫和便裤的马志明坐在自家的沙发上，向南方周末记者“夫子自道”。
“女色呢？”马志明的忘年交、天津电视台导演马千在一边打趣。
马志明接话，极认真，可又像是调侃：“我四十岁的时候，医院大夫跟我说：你牙不好，上台显脏——我们老家的水土闹的。我让大夫给我擦擦。大夫说：你这牙是套花的，跟螺丝转烧饼一样，一直到里头都是一圈圈的黄，擦不管用。干脆我给你锯了，安俩假牙，那你可就漂亮了——我们家讲究这个：我爸爸上台，黑鞋绝不配黑袜子，显脏，一定得配浅灰的。听大夫这么一说，我就让他把牙给我锯了。锯完了他说：锯掉门牙，可能影响荷尔蒙的分泌……”
马志明是在养鸡的时候，悟出幽默的道理。
1965年，同在天津曲艺团工作的马三立和儿子马志明被打为“现行反革命”，1970年到1977年，马氏父子被下放到天津南郊。
林彪出事后，贫下中农对下放户的监督改造慢慢放松。马志明在房前屋后种菜、种蓖麻，养鸡养鸭，鸡蛋多得可以用洗澡盆装。院子里的地被马志明整平了，闲时，他在院子里翻跟头、背贯口、溜快板。几辈艺人家庭出身，“手艺是饭碗”的意识，深入马志明的灵魂。
割断了与世界的一切联系，相声成了一对寂寞父子之间惟一的话题。马志明慢慢咂摸出马氏相声的味道：父亲的幽默近乎冷幽默。很多时候像拉家常，铺陈许久。
父亲有本事让台下听他絮叨，一是因为他常年与蹬三轮的、点痦子的、算卦的、小偷为邻，对人间冷暖、窘境中小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二是观众准知道听马三立不亏，他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把包袱甩得又脆又响。
落难南郊之前，从小在相声园子泡大的马志明，对相声有某种“免疫力”。一个活顺着使出来，包袱抖得再响，他也不觉得好笑。只有活使砸了，捧哏或逗哏忘词，在台上你看我，我看你，马志明才会哈哈大笑。他也从来不把父亲当成了不起的大角。父亲对儿子最亲昵的表示是拧儿子的耳朵，儿子对父亲最亲昵的表示是往父亲深陷的锁骨窝里倒水。
童年马志明的偶像是演猴戏的名角小盛春。只要零花钱凑到两毛，马志明就去共和戏院买半票，听小盛春唱戏。没钱的时候，他磨着父亲马三立把自己带到共和戏院的后台，“童伯伯，来听你的戏了。”马三立和小盛春私交不错。
“再这样下去，我就废了”
12岁的时候，马志明自作主张考戏校。老师一看是马三立的儿子：你唱丑吧。当时，天津的戏校没有京剧班，只有评剧班和梆子班。丑角在评剧、梆子戏里只是附庸。马志明唱了一年，扮起《女起解》里的崇公道——这是梆子戏里戏份最大的丑角。
排练的时候，老师对马志明说：往边上站点，别挡了角儿。这让马志明深受刺激。他琢磨：唱丑还不如唱花脸，“武二花”累是累，但往往作为武生的对立面上场，在场上起码排第二，身边配八个兵，他站当间儿，踩着厚底，戴着靠(靠旗)，不也挺美？“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听着艺人行当里的这句老话长大，马志明本能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可是时代已经变了。1958年，身为政协委员、天津广播电台说唱团副团长的马三立因为相声《买猴》被打成右派。13岁的马志明跟父亲一起，从天上摔到地上。
说唱团曾经比家还要温暖：迈进大门，基本不用自己走道，不是这个背，就是那个抱。秋天玩“拔老根”，人们恨不得上树帮他摘杨树叶子，把叶肉撸掉，叶柄放在鞋窠捂着，以使它更韧。在戏校，一开全体学员大会，校领导准说：小马，你来一个笑话！哪怕马志明可着脖子唱一段“土改老黄牛”，也是哈哈一片笑。可是一夜之间，世界变成冷脸组成的铜墙铁壁。
刚刚划完右派，没处现寻旧衣裳，冬天冷，马三立只得穿着水獭领子的皮猴上剧场——那是1949年大迁徙的时候，从旧货市场淘的便宜货。
看见马三立的皮猴，管理服装的革命群众义愤填膺：他妈的穿这个，这是向无产阶级示威！烙铁插上电门，滚烫之后，往皮猴上一放，一会儿工夫冒起青烟。
有一次，马志明把练功鞋落在排练场，回去取，跟人保科长走个碰头。人保科长把他喝住，回排练场巡视一周，确认他没纵火，才放他走。
很快，马志明在公共厕所尿不出尿来。只要有人站在旁边，憋得再难受也尿不出来，人一走，闸门自动打开。
“再这样下去，我就废了。”17岁的马志明要申请退学。戏校梆子科的刘主任同情马家的遭遇，力劝马志明不要“脱离组织”：不想在戏校干了，可以转到曲艺团去。“我到曲艺团能有什么好果子吃？我爸爸天天在那倒痰桶。晚上上台，靠他创收，报幕的时候单不提他的名字。”马志明心里嘀咕。果然，曲艺团明确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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