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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韩一良的故事，直观地反映了明朝末期贪腐现象普遍和严重的程度。监察制度是遏制腐败蔓延的防火墙，监察制度的失灵，意味着明帝国官员队伍的腐败已经无法遏止，帝国的死亡已经无法避免。

　　韩一良在上疏中还说，现在很多官员都是靠钱弄到官位的，地方官薪水微薄，他们要孝敬上司，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也要几千两银子。这怎么能让官员们廉洁呢？

　　明朝官员们薪水微薄，这成为许多官员贪腐的借口。这种情况，在清王朝的时候并没有改变。

　　公元1724年7月的一个深夜，在圆明园里忙了一天的雍正皇帝还没有休息，一封白天收到的奏折使他难以入睡。这封由山西布政使高成龄交上来的奏折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把山西全省的耗羡全部上交归公，同时发给官吏养廉银。

　　高成龄在奏折里提到的“耗羡”，是从明朝开始实行的一种附加税，是地方官府在征税的时候额外收取的部分，和必须上缴国库的正税不同，耗羡不需要上缴，留给地方官作办公费用。

　　为什么高成龄的奏折会引起皇帝的注意呢？

　　【采访】郦波：

　　这个火耗，包括粮耗，就是明末以来的，公开的贪污，公开化的贪污，收缴一条鞭法之后，不是交银两吗，那么银两拿到炉子里重新熔炼的时候肯定有消耗部分，那么你提前就要把这个消耗部分交上来，你多收的税收部分官员就把它贪污了。粮耗，淋尖踢斛，你交的粮食，那个收税官员上来要猛踢一脚,踢出来的米作为损耗，中饱私囊了。

　　【解说】让雍正皇帝和地方大员们为之苦恼的这种“耗羡”，实际上构成了官员们生存潜规则的基础。州县的官员们打着征收耗羡的幌子，在朝廷的正税之外任意征收，然后和上级瓜分这些民脂民膏。在当时，地方官送给上级的钱叫“陋规”。

　　上下勾结的后果是地方吏治败坏，几乎无官不贪，各地财政都出现了巨额亏空。中央财政也出现了危机。这一年年初，户部只有存银800多万两。

　　康熙时期的一位监察御史曾经向皇帝报告说，每年民间缴纳一两银子的皇粮国税，那些贪婪的官吏就会加收三两、四两甚至十两的耗羡，这种无穷无尽的杂派使百姓们苦不堪言。

　　高成龄的奏折，使皇帝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这一年，雍正皇帝决定，在全国推行一项重大改革，那就是“耗羡归公”。自此，“耗羡”由附加税改成了法定正税，各地的征收额度均有明文规定，地方官吏在收税时任意摊派的行为从此得到了遏制。

　　据史书记载，雍正皇帝设计的耗羡归公等制度推行之后，官吏之间的各种馈送和陋规多被禁止，其他贪赃侵蚀行为也有所收敛。短短几年，澄清吏治就初见成效，贪污侵盗公款的大案有了显著的减少，官吏队伍的面貌大为改观。

　　耗羡归公等改革举措在全国的推行，很快改变了中央财政极其困难的处境。雍正末年，户部存银由雍正皇帝即位初期的八百万两猛增到六千多万两。“国家财用充足”的良好前景，为乾隆盛世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1733年，雍正皇帝颁布圣旨宣布，由于河南已经补足历年积欠的皇粮国税，全省财政结余七十多万两白银，今年河南本年地丁钱粮镯免四十万两。

　　河南全省的百姓就这样分享到了改革的成果。在当时，很多地方都因为推行耗羡归公，百姓们的赋税负担大大减轻。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如何遏制腐败和滥用权力，历朝历代在包括监察制度在内的制度建设上作出了大量有效的尝试和努力。

　　历史赋予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各自的使命，任何人都难以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历史会公正地记录每一代人的探索和努力，把它们作为历史的镜鉴留给后来者。

　　面对历史的是非成败，今天的人们当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让历史的智慧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